[126] 陈利贞是跟随郝廷玉一起来凤翔的，因此即便其不是神策将领，也应该是来自中央的军队，与凤翔当地的藩镇军并不存在隶属关系，这一点，无论在李抱玉还是朱泚时代都是如此。至于曲环，他是追随李抱玉由泽潞来到凤翔的，因此在李抱玉时代他或许还只是作为外系的藩镇军将，与神策军尚没有关系。他的隶籍神策很可能是“四镇之乱”爆发之后的事情。按曲环因自安史之乱以来长期作战有功，至晚在德宗即位之初已经任至金吾卫大将军。唐后期的金吾卫将军虽不是北衙禁军将领，但不同于其他南衙将领，其不但地位甚高，而且常可转为禁军将领或统率禁军，以及成为一方藩帅。曲环在德宗即位伊始已经凭借此身份率领幽陇兵和李晟的神策军一同抵抗吐蕃对西川的侵扰，可见已甚得德宗信任。因此其在“四镇之乱”爆发后被正式任命为神策将领也是可以想见的。
[127]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正月”条曰：“（哥舒）曜行至郏城，遇希烈前锋将陈利贞，击破之；希烈势小沮。”参照墓志，此处句读有误，正确之句读当为“遇希烈前锋将，陈利贞击破之。”
[128] 《全唐文》卷785。
[129] 黄永年先生曾考证此处之“十”字当为衍文，否则与《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九月丙戌”条所记刘德信兵止“三千”相差过远。（见《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23页注2）黄先生以“十”字当为衍文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奉天录》此句下文接着记载道：“敕大梁节度司徒李公勉发师，掎角而攻之。军书往来，同会于汝州之薛店。军令不严，为伏兵所败，三将之师望旗大溃，戎器委数百里，铁马一万蹄没焉。”据其文意，刘、高二人外加李勉的永平军才“一万”左右，所以不可能有“一十万”之多。
[130]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九月”条。此句上文载：“九月，丙戌，神策将刘德言、宣武将唐汉臣与淮宁将李克诚战，败于沪涧。”《考异》引徐岱《奉天记》曰：“大将唐汉臣、刘德信、高秉哲自大梁合统兵一万，屯于汝州。三帅各领本军，城小卒众，致饮不一。”据此来看，唐、刘、高三人合统兵为“一万”左右。《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李希烈传》亦载：“唐汉臣、高秉哲以兵万人屯汝州。”这其中，唐汉臣是李勉属下的将领（不过估计不是“宣武将”，而更可能是直接来自汴州的永平军将领），而刘、高二人则是由关中派遣来的神策军将领。这也就是为何在此役失败后，唐汉臣会逃奔大梁，而刘德信、高秉哲则逃奔汝州。
[131] 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23～424页。
[132]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癸丑（九日）”条。
[133] 《全唐文》卷785。
[134] 黄永年先生已指出，此处之“泾原”二字当为衍文。（见《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8页注1）
[135] 据《考异》，司马光在撰述“奉天之难”这段历史时，似乎并没有直接利用赵元一的《奉天录》一书，而是参考了徐岱的《奉天记》和崔光庭的《（德宗）幸奉天录》。此二书虽与《奉天录》均见著于《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不过现已不存。但据笔者比勘《考异》所引《奉天记》及《幸奉天录》的文字与赵元一《奉天录》中的相关内容，可以发现三者的文字叙述极为接近，部分文字甚至完全雷同。不过有两处《考异》所引《幸奉天录》的内容并不见于《奉天录》中，因此《幸奉天录》所载的事迹可能要比《奉天录》更多一些。所以，尽管《资治通鉴》的撰述可能并没有直接利用过《奉天录》，但《奉天录》所依据的原始材料经由可能基于同一批材料撰述的《奉天记》和《幸奉天录》，已经为《资治通鉴》所采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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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重构 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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