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 关于后一点，除了黄永年先生的论述外，陈寅恪先生在《论李怀光之叛》一文中也曾经指出，“禀赐不均”是导致李怀光统率的朔方军叛乱的主要原因，其时的“禀赐不均”具体体现在朔方军与李晟所率领的神策军的对比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17～319页）其实，唐廷对于朔方军的禀赐不均不仅体现在朔方军与神策军的对比上，也同样体现在朔方军与关东藩镇的对比上。《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十一月”条就载，其时赴援徐州的朔方军唐朝臣部就曾因“资装不至，旗服弊恶”而为宣武军所嗤。至于因犒赏不济而引起的泾原兵叛乱，虽然黄永年先生说“泾原的安西北庭兵本来就是极不安稳惯于闹事作乱的部队”，但如果我们对四镇北庭兵自安史之乱以来历次的“闹事”作一下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它的“极不安稳惯于闹事”多半是与军实不济和生存状况恶劣相关的。上文说的宝应元年四镇北庭旧帅荔非元礼在翼城被害事件即由“将士粮赐不充”而致。白孝德由鄜坊移镇邠宁、奉天之时，四镇北庭军亦因“乏食”、“公廪亦竭”等原因，发生“所过掠夺”、“群行剽盗”等行径。大历三年，马璘徙镇泾州，刀斧将王童之亦因当军“侨居骤移，颇积劳怨，人心动摇”之故欲导以为乱而未成。建中元年宰相杨炎请筑原州城一事，亦招致“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的泾原将士不满，并最终引发刘文喜的叛乱。
[156] 《奉天录》卷1称：“上（指德宗）乃出白苑北门，六军羽卫才数十骑。或曰：‘朱泚是失意之臣，恐怀侥幸，不如遣十骑捕之，使陪銮辂。若脱于泉，为害滋甚。不然，以卒诛之。养兽招祸，立可俟矣。’”又，“既而群盗（指泾原兵）与（姚）令言谋议，虑难持久，或曰：‘太尉朱泚久囚，必生异志，若迎而为主，事可捷矣。’”
[157] 《全唐文》卷526朱泚《遗弟滔书》中称：“吾顷典郡四镇，蕃夷战慑；唐主不察，信谄谀之说。吾罹奸臣之祸，便夺兵权，虽位列上公，诏书继至，情怀恍忽，百虑攒心。”
[158] 《奉天录》卷1。
[159] 参见《奉天录》卷1、《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丁巳”条。
[160] 参见《奉天录》卷1、《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161] 《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奉天录》卷2亦称：“李怀光返旆，解奉天重围，实救雁门之急，功无与议也。”
[162] 《资治通鉴》卷230“兴元元年三月”条：“上（指德宗）之发奉天也，韩游瓌帅其麾下八百余人还邠州……都虞候阎晏等劝怀光东保河中，徐图去就，怀光乃说其众曰：‘今且屯泾阳，召妻孥于邠，俟至，与之俱往河中。春装既办，还攻长安，未晚也。东方诸县皆富实，军发之日，听尔曹俘掠。’众许之……怀光遣使诣邠州，令留后张昕悉发所留兵万余人及行营将士家属会泾阳，仍遣其将刘礼等将三千余骑胁迁之。韩游瓌说昕曰：‘李太尉功高自弃，已蹈祸机。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贵，游瓌请帅麾下以从。’昕曰：‘昕微贱，赖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负也！’游瓌乃谢病不出，阴与诸将高固、杨怀宾等相结。时崔汉衡以吐蕃兵营于邠南，高固曰：‘昕以众去，则邠城空矣。’乃诈为浑瑊书，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惧，竟不敢出。昕等谋杀诸将之不从者，游瓌知之，先与高固等举兵杀昕，遣杨怀宾奉表以闻，且遣人告崔汉衡。汉衡矫诏以游瓌知军府事，军中大喜……四月，壬寅，以邠宁兵马使韩游瓌为邠宁节度使……灵武守将宁景璿为李怀光治第，另将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为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杀之。”
[163] 参见《奉天录》卷1。
[164] 参见《奉天录》卷2。
[165] 《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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