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无论是出于维持淮西的稳定、威慑山南东道，还是昭示唐廷对于顺命藩镇的优待，前提条件都必须是确保新任节帅李希烈对唐廷的效忠。总体而言，现有史料都反映了德宗对于李希烈的效忠唐室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这可能源于李希烈不久前曾经主动退出已占有的汴州，这或许给德宗留下了好感。不过，朝野对任命李希烈之事所透露出来的气氛却并没有像德宗那样乐观。当李希烈数请兴师讨伐梁崇义时，史称“上对朝士亟称其忠”[17]，李希烈讨伐梁崇义的积极态度无疑加深了德宗对其忠诚的肯定。所以当“黜陟使李承自淮西还，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后，偃蹇不臣，更烦朝廷用兵耳。’上不以为然”[18]。不过前引史料也暗示，德宗也需要借由李希烈的积极态度来不断打消朝臣们的顾虑。
建中二年（781）六月，鉴于数次敦促梁崇义入朝的举措均没有成功，德宗决意对山南东道进行讨伐[19]：
癸巳，进李希烈爵南平郡王，加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督诸道兵讨之。[20]杨炎谏曰：“希烈为董秦养子，亲任无比，卒逐秦而夺其位。为人狼戾无亲，无功犹屈强不法，使平崇义，何以制之！”上不听。炎固争之，上益不平。[21]
这可能是围绕李希烈的任命，德宗与朝臣间最激烈的一次争论。[22]不过考虑到此时的德宗对杨炎已生隙憾，后者言辞激烈的谏诤未被采纳也在情理之中，并且可能因为这次谏言，杨炎被其政敌卢杞抓住由头而在随后被德宗免去宰相一职。[23]
至此，河南三镇与唐廷的关系已经完全明朗。淄青作为德宗此次讨伐的对象，已由平叛之勋的功臣转向了唐廷的对立面；永平军则一如既往地作为唐室在河南的代言人与依赖者；至于淮西，则是德宗为此次与四镇开战极力拉拢的对象。
二、运路危机
建中二年夏天，“四镇之乱”爆发。这场战争从爆发伊始，就体现出波及面广的特质，因为德宗为与“四镇”作战，几乎调动了全国的勤王军队。同时，一个不祥的征兆也伴随着战争的爆发而出现，史称：
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埇）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24]
《新唐书》的一段相似记载为这种不祥的征兆作了注解：
及田悦、李惟岳、李纳、梁崇义拒命，举天下兵讨之，诸军仰给京师。而李纳、田悦兵守涡口，梁崇义扼襄、邓，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25]
支持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后勤保障是必须首先考虑的，但这似乎在战争爆发伊始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南北运路的重要据点徐州、襄州、邓州分别被“四镇”中的淄青与山南东道所控制。好在唐廷对山南东道的讨伐，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以李希烈攻克襄州而大获成功，襄邓线的运路就此恢复。[26]不过在东面的永平军一边，李勉都统的军队与淄青的战役则进行得稍显困难，而两者争夺的焦点就是扼守漕运要冲的徐州。
当唐廷与淄青的战端尚未正式挑起前，李正己就已于徐州增兵，以扼江淮，“于是运输为之改道”[27]。运河改道的原因乃在于李正己占据了位于徐州境内作为“江、淮计口”[28]的埇桥。[29]这样一来，江淮漕运不得不改经淮水西运，沿涡水北上，再承蔡水进入汴州的涡蔡水路。于是，淮涡交汇的涡口便自然成为另一个漕运转输的重地。然而涡口左近仍是徐州的辖境，所以“江淮进奉船千余只，泊涡口不敢进”[30]的困窘局面依然会出现。好在涡口右侧、位于淮水之南的濠州是淮南的属郡，而且德宗特别任命了在江淮一带早有威名的张万福出任濠州刺史，史称：“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将士停岸睥睨不敢动，诸道（船）继进。”[31]而为缓解漕运危机，时任江淮水陆转运使的杜佑还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开辟秦汉故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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