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二年，韩弘之弟韩充任镇宣武，亦以铲除“骄兵”为己任：
充既安堵，密籍部伍间，得尝构恶者千余人。一日下令，并父母妻子立出之，敢逡巡境内者斩！自是军政大理，汴人无不爱戴。[106]
其实从上述两段惩灭“骄兵”的记载中不难看出，当宣武军在刘玄佐死后，唐廷频繁换任节帅的同时，当镇的“骄兵”却是长期在镇的，故而有所谓“为乱魁党”、“尝构恶者”之说。
和宣武军一样，武宁军的变乱也主要始于王智兴担任节帅并努力扩充武宁军的规模之后，史称：
初，王智兴得徐州，召募凶豪之卒二千人，号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番宿衙城。自后浸骄，节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镇徐日，每与骄卒杂坐，酒酣抚背，时把板为之唱歌。其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厌食饫酒，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犹喧噪邀求，动谋逐帅。[107]
其中，“有银刀都尤甚，屡逐主帅”[108]，其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卫，皆露刃坐于两廊夹幕下，稍不如意，相顾笑议于饮食间，一夫号呼，众卒相和。节度多懦怯，闻乱则后门逃去。如是且久”[109]。这支“银刀”骄兵从此便成为搅扰武宁军军政的祸首，历任武宁军节帅对“银刀兵”都很头疼。
武宁“银刀兵”与宣武牙军的性质颇为相似，并且作为当镇的军事核心，这些军队的主体都来自河南当地。而创建它们的刘玄佐和王智兴，其实也是长期任职本军的河南当地人。[110]所以我们认为，较之上述学者从士兵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利益出发讨论“骄兵”产生的原因，孟彦弘先生从军政体制角度入手对“骄兵”出现所作的解释或许更为合理，即军队地方化与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才是“骄兵”产生真正的根源。他认为：
军队的地方化，使当地人成为军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兵源；他们终身为兵，甚至“父子相袭”，不可避免地会在当地形成一种盘根错节的势力，这股势力就是所谓的“地方军人集团”；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所谓的“骄兵”问题。[111]
无论是贞元时代的宣武军，还是长庆以后的武宁军，真正掌控地方政治实权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军人集团。自这个集团确立之初，他们在地方上的政治、经济利益也随之一同产生了。而由此导致的变乱其实正是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所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
而在节帅一边，宣武与武宁“骄兵”的始作俑者，大力发展当镇军事力量的刘玄佐与王智兴均是在特殊情况下出任汴、徐二镇节帅，并长期担任是职。他们当然都是有能力扩充并稳定军队的地方实力派军将，但在他们卒镇或被中央调任后，藩镇的军队却是不可能简单缩编或随之一起调任的。于是，这样一个不好收拾的“骄兵”摊子便摆在了其后的历任节帅面前。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新兴的河南藩镇，尤其是元和以后，节帅任命多出于中央。武将出身或者为政严猛的节帅或许还有能力对这些跋扈的士卒进行镇压[112]，但大多数文臣却只能姑息了事。[113]况且，这些节帅也大多自知他们的任期不会过长，所以因循守旧也未尝不是于己于人都有利的一种策略。
于是我们发现，一方面，河南藩帅的任命权现在大多掌握在中央手中，这样一来，这些节帅的利益所系当然取决于他们对中央以及中央对他们的态度；而另一方面，藩镇的军队，尤其是以牙军为主的藩镇亲卫军此时却由地方军人集团控制，他们的利益却完完全全在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在平卢系时代结束后，中央与藩帅的关系其实变得比之前更为紧密，但他们与地方军士的关系实际却是愈益疏远了。而在藩帅的调任变得相对容易和频繁时，藩镇的武力基础却是由地方军人长期把持着的。换言之，平卢系时代后河南变乱的根源用一句话来概括，或许可以称为“铁打的士卒，流水的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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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重构 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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