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看一下平卢系藩镇的情况,首先,作为由河北南来的军事集团,其军队地方化进程在这些藩镇中进行得相对较慢。更重要的是,在平卢系藩镇中,尚未形成成熟的地方军人集团,这牵涉平卢系藩镇的军事构造问题,我将在第三章中详细讨论,这里暂不展开。同时,由于节帅本身就是藩镇集团中的一员,其政治利益系于藩镇,当然也就要努力争取镇内将卒的支持。所以说,他们可以与中央对抗,但与藩镇将卒的关系却要始终保持相对紧密。因为离开了藩镇,他们无法从中央处获得政治筹码。
地方军人集团从无到有,军政集团从一体化到军队的地方化与节帅的中央化,这种藩镇权力构造的改变,正是平卢系时代与其后时代的根本差别,也正是“骄兵”问题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所以学者说:“即使国家付出的养兵费再高出许多,他们(指地方军人)仍然会尽可能地干预乃至控制地方政治。”[114]也正因为如此,从表面上看,在平卢系时代结束后,中央通过掌握河南藩镇节帅的任命权似乎有效控制了河南的藩镇,但实际上,对于作为藩镇真正基础的中下层士卒,尤其是藩镇亲卫军的控制根本不牢固。
这一趋势最终延续到了晚唐,并引起了晚唐河南的政治变局。当晚唐的王仙芝、黄巢起义从河南爆发后,中央官员尤其是文官担任河南藩帅的弱点,正如其时胡曾在《谢赐钱启》中所感叹的:
又以山东藩镇,江表节廉,悉用竖儒,皆除迂吏。胸襟龌龊,情志荒唐。入则粉黛绕身,出则歌钟盈耳。但自诛求白璧,安能分减黄金。虽设朱门,何殊亡国。徒开玉帐,无异荒墟。[115]
这样一批“竖儒”显然不足以为中央抵御起义的军队,但代之而起的却并非另一批朝命的官员,甚至不是朝命的武将,史称:
自(黄)巢、(尚)让之乱,关东方镇牙将,皆逐主帅,自号藩臣。时溥据徐州,朱瑄据郓州,朱瑾据兖州,王敬武据青州,周岌据许州,王重荣据河中,诸葛爽据河阳,皆自擅一藩,职贡不入,赏罚由己。[116]
实际上,走在晚唐河南政局前台的这批“牙将”正是出身河南地方军人集团的人物。时溥,彭城人,徐州牙将。中和元年(881)逐感化军(即原武宁军)节度使支详,称留后。[117]朱瑄,宋州人,为青州王敬武牙卒。后与牙将曹全晸袭杀郓将崔君裕,据有郓州。全晸死后,被朝廷授为天平节度。其弟朱瑾,逐将军齐克让于兖州,朝廷以泰宁军(即兖海)节钺授之,兄弟雄张山东。[118]王敬武,青州人,平卢牙将。中和中,盗发齐、棣间,节度使安师儒遣敬武击定,已还,即逐师儒,自为留后。死后其子师范袭平卢帅位。[119]而在忠武军一边,唐末争霸中原的忠武牙将秦宗权及其集团中人多来自蔡州;著名的忠武“八都”则多为许州人;而世为忠武牙将的陈州三兄弟赵犨、赵昶、赵珝则在忠武军历史的末期担任该镇节帅。[120]这就是平卢系时代结束后河南藩镇走向的一个大体趋势。
日本学者辻正博曾将代宗朝至宪宗朝河南政局的发展主线概括为河南的“顺地化”进程,其论述视角以唐朝的对藩镇政策为主,其实暗指朝藩矛盾乃是此一时期河南的主要矛盾。这篇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论文,是为数不多的能以一种全局性眼光来看待安史之乱后河南政局变迁的研究,至今看来,其立意仍有高屋建瓴的特点。同时,秉承日本学者擅长的从藩镇内部,尤其是军事构造入手研究藩镇的传统,辻正博将宣武“骄兵”的解体看作与淮西、淄青牙军的殄灭具有相似意味的重要事件。他认为,正是对于藩镇牙军(藩镇的中核部队)的肃清,藩镇反抗中央的基础被切断了,于是在这一基础上,宪宗实现了他的“元和中兴”,而河南也完成了它的“顺地化”进程。[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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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重构 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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