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简单触及报纸与商业团体的关系。从《盛泾》的发行人丁趾祥这一案例，可以清楚知道《盛泽》与商业团体的关系。丁氏继承父业，经营绸庄和绸厂，20世纪20年代被选为盛泽市议事会议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先后担任盛泽区公所助理员、盛泽商会会长，抗日战争后成为吴江县参事会议长，是商界的一位大人物。[47]由此也可推测《盛泾》发行的背景中，丁趾祥利用他在实业界的力量，获得资金方面的支持。
总的来说，《盛泽》《盛泾》的核心成员是出身盛泽镇精英阶层的三高毕业生，他们之中的多数又以教育界活动为立足点。三高校友会的校友之中，也有担任盛泽市议事会要职的人物，《盛泽》《盛泾》试图通过他们向市政反映民意。然而，《盛泽》《盛泾》却没有参与主导议事会的士绅与商人一类人物，因此可以说，《盛泽》《盛泾》集结了清末以来引进近代教育所产生的新式知识阶层。
二、平民教育与“文明”
（一）平民教育在盛泽镇的背景
平民教育运动在盛泽镇高涨，与20世纪20年代吴江县恢复地方自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末开始实施的地方自治，经过1914年被袁世凯停止，到1923年才重新恢复，吴江县的议事会也随而召开。[48]在地方自治的热潮下，其实行方法、主体、内容等话题，陆续于各地方报刊上引发讨论。其中焦点之一，是市民公社的推动。市民公社发源于清末苏州，20世纪20年代在吴江县和常熟县的市乡也陆续成立，当时被视为表达了地方自治意识，获得正面的评价。[49]
此处从教育进展及其带来空间意识的转变，看看市民公社所努力的方向。就任黎里市市民公社社长的殷佩六（1881-1941），即将今后必须推动的事业，概括八个项目：①议决后尚未实施的事项，一律实施；②与区教育会一起组织通俗演讲团；③设立通俗教育馆；④设立公共体育场；⑤继续办阅报社；⑥修筑街道；⑦与市公所合作，设置市内街灯；⑧设立公共娱乐场。[50]从中可以看出，市镇成为设立基础设施，推展“文明化”对象的同时，通俗演讲团、通俗教育馆、阅报社也被视为广义的“教育装置”，目的在于推进“文明化”。
此外，如同成立公共体育馆和公共娱乐场那样，市镇空间的“文明化”亦可说是以市民身体“文明化”为目标。譬如，地方报纸经常刊登有关女性解放的言论。有一篇论说把女性当作“国民之母”，并主张：“提倡女子的体育，不仅是女子本身的问题，还是将来人种的一个大问题”，明示设立公共体育场实现“文明化”。[51]与本章一样，朱小田通过吴江县报纸的新闻指出，当时在劳动问题方面，“公余问题”即怎么度过余暇，成为讨论的焦点。设立公共娱乐场所是为了促进人们度过“文明”的余暇时间，意味着市镇空间和身体 “文明化”有其密不可分的关系（详见本书第八章）。[52]
盛泽镇平民教育的主体是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由汪光祖担任会长。[53]汪光祖是位相当活跃的人物；他一面担任区教育会的干事员，一面又在盛泽镇创设牛痘馆，致力于识字运动等教育事业。同时，他还与新南社社员柳亚子的人脉圈有关，在《新盛泽》《盛泽》《盛泾》等报纸上发表过有关公众卫生和平民教育的启蒙文章。就政治立场来说，1924年汪氏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与柳亚子一同坚持国民党左派的立场，在北伐军北上之际曾担任先导。[54]至于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是由通俗演讲部、识字运动部、商读函授部三个单位所构成。商读函授部后来改组为商读学校；而主持商读学校除汪光祖外，还有吕君豪和徐少方，因此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活动，依靠的是三高校友会和区教育会的合作。
然而，从市镇社会变迁的角度，思考当时提倡平民教育的必要性，有必要来看看汪光祖的谈话：[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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