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以民初实施的教育调查记录为背景，并以调查记录中初级教育的普及状况，解析市镇与农村关系之特征。[8]
一、教育调查与近代教育的中坚人物
民初吴江县曾调查县内各级学校的普及状况、运作与教学实态，迄今仍有参考价值。其中有一份名为《吴江县教育状况》的视察报告书，从县视学的角度记载了1912年至1916年每年的情况。报告书内容包括有关县立、市乡立、私立学校的统计，还有对每个学校经营的评论、报告书、公文书，以及省视学与县知事的视察报告等。[9]调查虽以县视学为主体，但由于得到各自治区学务委员和校长的协助，因此也刊登了学务委员的报告。尽管无法检验这些报告的调查方法及其精密度，但它们却记录了近代教育普及程度的相关内容，对于考察市镇与农村的差异来说极其珍贵。本章所用的《市乡教育统计表》中的就学率和评价报告，笔者认为其提供了许多有关近代学校制度对地方社会渗透的情形。
图7-2 《吴江县教育状况》所载各地学校视察报告书
另外，以《吴江县及县市乡教育状况》为名的调查记录，是由县民政署学务课完成。诸多调查项目类似于《吴江县教育状况》，但收录学校和参观的数量却较少。因为这一调查是在中华民国建立后进行的，可说两者基本上是在同样目的下实施的。[10]
接下来对引进近代教育中坚人物进行考察。他们往往是经营小学校的学务委员或校长。根据过去的实证研究，清末民初负责近代教育的人，通常是一些愿意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精英，同时又具有科举资格乃至应试资格的生员和监生。这与被选为乡董、乡议事会议员的人，和积极推动清末地方自治的精英人士，可以说大致上是重叠的。[11]
再者，初级小学学区的乡一级推动者，大部分是拥有生员或监生资格的地主及商人。他们被选为乡董、乡议事会议员，在地方政治舞台上活动。第三章曾详加分析的上海县陈行乡人士秦锡田，就是明显的例证。虽然他拥有举人资格，也有仕宦经验，在县级和省级的政治舞台上活动，但来自陈行乡及周围地区市镇精英阶层的支持，才使他能够在地方政治与教育界发挥影响力。[12]吴江县的情况也是如此。1915年表彰办学有功之人，吴江县总共选出十四名候选人。从他们的个人经历来看，都曾担任乡议事会议员、学务委员等自治职务，或者有创立小学、担任教员等教育界资历。例如，拥有充实梅堰小学、在农村地区设立小学及取缔私塾等功绩而被列为候补人的卫雄，在担任梅堰养正小学校长之后，又历任清末民初时期县参事会议员和梅堰区学务委员。[13]
现在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引进近代教育的目的。县视学周公才根据实地调查，提出了一份有关今后教育行政的长篇意见书。他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国民，因此建议在实施共和国的道德教育同时，更应依据县的实际情况，强调“重农重商”。然而他发现，即使是在“风气”比较开放的“市集”之中，设立一所完整的学校，并招募到符合资格的教员，其实非常困难。特别是农村，困难更是无须赘言。[14]这种培养“国民”的目的，与既有的习俗形成鲜明对比，两者同时存在。1913年末县知事丁祖荫（1871-1930）的各市乡自治实施状况报告书中，在提出劝学作为“治本”之策的同时，也认为要重视维持治安的清乡，禁止鸦片、赌博活动。[15]某日的视察记录上，他有如下描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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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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