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简单介绍中，可以了解这些作者的政治、社会面向，和埋头于地方事务的精英阶层的特征。通过对秦荣光的认识，我们可以厘清地方精英“地域实践主义”的行动方式，以及对下一代产生了多大影响。从担任自治职务的下一代地方精英评价之中，可以看出秦荣光的活动和实践，具有连接清末自治意识的面向。[20]而且，下一代中胡祖德又忠实地继承了秦荣光的实践主义。秦荣光次子秦锡圭对胡祖德的评价，也如实地反映了这一点。他说：“先君教人之旨大抵谓：人生百年，苟无裨益于社会，则虚此生耳。故于能力之所及，必自任焉。君独能深信而力行，助先君任地方事。”[21]由此可见，同一时代的人们已经明确意识到地域实践主义的继承性。
地域实践主义常以“公事”“公益”“公德”等词汇，展现独特的地方意识，与所谓“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的关系空间，仍然大有研究的空间。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世界史研究中所热烈讨论的“公共领域”，对于理解当地社会形成的独特性，依然无法进行有效的回应。[22]本章主要探讨地方精英的民俗观及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虽不直接讨论该项问题，但以下试图以竹枝词吟咏的内容为线索，考察地方意识的形成及其认识等。
秦氏在陈行乡负责慈善、水利、治安维持和教育等地方公共事务，屡次于乡贤名单中出现，[23]其中尤其使他们苦恼的，是漕运路线上周浦塘疏浚的徭役负担，以及与南汇县之间的纠纷。对于这一问题，清末以来秦氏代表陈行乡的利益，不断地与官方谈判和请愿。[24]这种纷争鲜明地显示出地方意识，且清楚地从竹枝词之中表达出来。亲自为徭役负担问题而奔走的秦荣光，有如下吟咏：
巧卸淞工周国蕃，七图役派百年宽。
幸来贤令伸公道，力把如山铁案翻。（《上海县竹枝词·水道十六》）
将此诗的注解与其他史料相互对照，可以得悉80余年间两县因徭役负担导致纠纷，结果光绪年间知县陆元鼎采取官捐付款的办法获得解决。应该注意是，由个人编纂出版、模仿地方志体裁而成的《上海县竹枝词》，记载了纷争的始末，并体现行政权益在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地方意识。对于这方面，分析清代江南乡镇志序文的森正夫指出：“乡土意识”乃通过与其他城镇的横向对抗意识，以及与王朝紧密的纵向联系，整合而成。可以说，两者具有同样的性质。[25]
另外，这样理解地方意识，不仅调整了“地方公事”和地方自治之间具有连续性的看法，也有助于理解秦锡田对该问题的意图：“邑均工役役均田，何事纷争八十年。幸赖陆公来宰县，详求免役一碑镌”。[26]吟咏关于“地方公事”的记忆和前人所获得的权利，强烈地表达了地方人士对行政体制在当地社会的渗透，以及清末民初国家面临外来危机等时代背景下的要求。
尽管如此，这种意识未必为地方上各基层居民所共有。比如说，清末划定地方自治区之际，地处周围、属于他乡的“飞地”被编入陈行乡。虽然从推动自治的角度来看，这些是属于合理的自治区设立，但正如秦锡田所吟咏的那样，曾遭部分地方民众的反对：
更有中心河五图，区分陡入促官符。
小民反对真无识，认作燕云割界胡。（《周浦塘棹歌·政令》）
秦氏在注解中描述了“小民无识，竟视如台湾之割让日本者，岂非大愚”的感想。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反对编入其他自治区的现象，是因为秦违背了自己称之为“小民”的民众，包括他们的利益和反对意见。因此，引进地方自治时导致精英阶层和地方民众意识上的差别，使得地域社会朝向非整合的趋势发展。[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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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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