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镇为中心的市镇社会，不但是居民展现救国意识和“民意”的空间，同时也是推动现代化的基点。吴江县内的各个市民公社和恢复地方自治后的议事会，都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比方说，对江南屈指可数的大镇——盛泽镇，有如下描述：“大家试仰起头来看，上面的电线，不是星罗棋布吗？在十八市乡中怕要首屈一指哩。这是电灯电报电话的成绩。十年前是没有的。再向四下一望，人烟更加稠密，商业更加繁盛了。南北大街和花园街，熙来攘往，简直肩摩接踵。工厂林立，医院和银楼增加不少。清道会两处成立。出版物风起云涌，盛极一时”。[47]文中路灯和电话等象征现代物质生活模式，正在迅速普及中。此处提及的清道会，是以强大商店作为龙头、结合各街道进行关于公共卫生方面的互助组织。[48]新南社社员王光祖创立了盛泽牛痘馆，[49]别的社员也在报纸上执笔撰文，宣传卫生知识。[50]这些事实都表明：大镇也成为传播卫生知识、推展公共卫生的空间。
尽管如此，我们绝不能过度强调市镇的现代化一面。从风俗的角度看，市镇仍是普遍看得到“旧染污俗”的空间。如茶馆里的“吸烟”和赌博问题，报纸上也从平民教育的必要性角度频繁讨论。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旧历的世界”，亦即大镇居民生活按照旧历遵从的各种祭祀习俗，依然有极其重要地位。据报纸报道，对市镇及周围农村的居民来说，庙会仍是民俗生活的重心之一。譬如，芦墟镇有所谓“猛将会”的庙会，每年农历正月初五，巡行队伍抬着草里村庄家圩庙的刘王神像，到镇上出巡绕一圈，非常盛大。[51]江南的镇城隍庙还有农历十月一日的“十月朝”和“解钱粮”等庙会习俗，当天不是镇城隍神出巡，就是周围农村的神明出巡到镇上。[52]报纸对这些庙会的论调，基本上都斥为浪费，但类似的报道越多，反而证明这些习俗在一般居民的生活中是根深蒂固的。[53]
如上所述，市镇社会为“新文化”和“旧染污俗”相互争夺的空间；这样的性质也展现在对新历和旧历两个不同时间讨论上。
二、两个时间——环绕在历法上的讨论
《新周庄》《新黎里》《盛泽》等报纸经常出现关于历法的讨论。比如，《盛泽》的发行人徐因时曾就端午节陈述如下杂感：[54]
又是端阳佳节矣。习俗于此日悬钟馗像，谓能捉鬼。然今日社会愈坏，魑魅魍魉，到处皆是，钟进士能一一捉之欤。又有插菖蒲艾蓬，贴天师符，饮雄黄酒，焚苍术白芷，谓能祛除灾祸者。吾以谓市人能不涉妄想，图非分之得，不入堕落之旅馆，不收大赌窟之贿赂，不作丧盖天良之事，则灾祸可不除而自除矣。
这里所见的论调是：旧历的习俗不过只是“迷信”，人们视为灾祸的现象，其实只要改变观念便可解决。类似同样的言论到处可见。又如，对旧历年的送接灶神、送年节、迎财神等习俗，《盛泽》说：“这种旧习惯，相沿已久。所以人们几乎要认为牢不可破了。但是我们仔细一想，都是无谓得很”“这种旧习惯，在在要消耗金钱。”以浪费金钱的角度批评迷信习俗，在当时也相当常见。[55]
至于历法，《新周庄》也归结于居民的“劣根性”，说他们轻视阳历，是由于旧历的观念根深蒂固。有篇文章举其理由为：①阳历没有节气，所以一般农民轻视；②计算薪水和年终结账上使用不便利，受到一般工商界的轻视；③社会习惯一时不易改革，只好迁就，并担心一百年后的中国，可能没人使用阳历。[56]另外一篇文章也指称，阳历新年只有衙门和学校才挂五色旗，在街上却一点都无法感觉到新年的气息，并将原因归纳为三点：①不脱因袭的劣根性；②旧观念根深蒂固；③视野狭窄，看不见世界的潮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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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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