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有关历法的讨论，除了大致涵盖上述的几个论点外，也有政治化的观点。他将历法分为太阳历和太阴历，并主张前者应称为“国历”，后者则是“废历”。其理由是：[58]
为什么呢？改正朔，易服色，是革命的标帜，一朝有一朝的正朔，一国更应该有一国的历法，我们中华民国人，一定要遵守中华民国的历法。列位晓得国历的来源吗？辛亥革命，推倒满清皇家，创造中华民国，是四千年历史上第一件光荣的事实，那时候各省代表，大会于南京，选举中华民国第一人的临时总统，民意所归，于是我们中华的国父孙先生就一跃而登大位了。这一天恰好是太阴历的一月一日，我们孙先生为除旧布新，振刷国民耳目，并其他种种实际上的便利起见，便毅决然，废止太阴历，把太阳历定为国历。原来太阴历占据中华民国四千年历法上的位置，也同专制君主占据中国四千年政体上的位置一般，如今专制变为共和，阴历也变为阳历，把历史上划一条鸿沟的界限，不是天造地设的凑巧事情吗？照这样看来，凡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个个要遵奉国历，个个要取消废历，才不愧尽国民的义务。因为废历已经和满清政府同时推倒，一点也没有报存的价值了。
柳氏在另一篇文章提倡五一、五四、五九等各种纪念日，也可看出时间意识的政治化：以革命为标准，赋予历法意义。[59]
然而，报纸媒体极力提倡使用阳历，反而证明事实上一般居民并非如此。正如农民对节气在阳历上的变动抱有反感，工商业者对结算上的不便表示不满一样，大镇上人们的习惯仍然按照旧历，只有政府人员、教师和学生才是阳历的使用者。因此，新历关联到“文明性”和革命性，跟与“风俗”息息相关的旧历彼此争夺市镇空间。
三、娱乐问题与市镇社会
受到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劳资关系和劳工权利等问题的文章开始出现在报纸上。[60]同时，也讨论到民众应该如何度过劳动以外的时间，尤其是休闲假日。到底适当的娱乐是什么？这些问题从市镇社会空间的格局、理想的身体观等方面，成为报纸关注的话题。
那么，当时的市镇具有怎样的娱乐？这些娱乐有何问题？当时市镇和乡村最普遍的娱乐场所是茶馆。有一篇报道指出，盛泽镇上五十多家茶馆里，只有两三家茶馆纯粹供应茶水，其他均设有赌场；黎里镇上则经常看到苦力、小工、商店伙计等逗留在赌场中。[61]这些“不正规”的茶馆均被斥责，理由除了沦为赌场之外，有些茶馆还供应鸦片，导致“伤风败俗”。[62]因为沉湎于赌博和鸦片来排遣余暇，被认为是“把宝贵的光阴虚度了，养成了一种惰性。这种惰性，大之可以亡国、灭种；小亦不能自存”。[63]由此可见，国民的文明度假方式被认定直接关系到保存国家和种族的问题。
所以民众适当的娱乐应该是什么？接下来就①个人安排时间的方式；②适当的娱乐设施两点来看这个问题。关于①，《新盛泽》有篇题为《公余问题》的报道。[64]根据该文，个人生活应该遵守“三八制”，即工作、休息、睡眠均8小时。《公余问题》就在讨论怎么使用8小时的休息时间。有关如何安排“公余”，主要有两方面主张：一是主张不该加以限制，二是主张为了避免消遣陷于“**”，应到剧场欣赏绘画、音乐等艺术，或进行读书、体操等活动，保养身体，整备精神。该文作者并指出：前者很容易陷于堕落；而后者则不是很现实的方式，问题出在中国的剧场大多粗俗，欠缺西洋式的公共娱乐场所。[65]
应该注意的是，上述论点牵涉到度假方式，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密切地关联到公共娱乐设施的设置上。这项问题与建设公共体育场、大众教育馆，以及增加阅报社等广义的推动平民教育密切相关。黎里市民公社成立一周年时讨论今后努力的目标，也提到了这些项目，可以看出公共娱乐场所议题的迫切性。[66]此外，设置公共娱乐场所和追求正当的娱乐方式，也和身体观有关。例如，公共体育场的建设目的，虽在于辅助儿童的身体发育和身心健康，同时也被期待能对民众产生影响。这点有如下的陈述：[67]
（四）使一般人都有正当的消遣。本区人烟的稠密，要算在吴江县里首屈一指了，但是没有“公共”的“正当”的娱乐场，所以茶楼酒馆都是“满坑满谷”的坐着，熙来攘往肩摩踵接的，都是街头巷尾“谈谈笑笑”“兜兜圈子”罢了。试看那一条衖里没有“吞云吐雾”的燕子窠，和“呼罗喝雉”的赌博场，那一个有健全的体格，具雄壮的态度，不是肥胖如牛，便是骨瘦如柴，甚至有弯曲的背，狭窄的胸，瘦弱的筋肉，枯萎的肌肤，差不多像一张黄皮裹了枯骨。我们二十世纪的新中国，还应当有这样的“活标本”么？可怕啊！可丑啊！组织公共运动场，就可使他们有正当的消遣、适宜的运动，减轻社会上罪恶，和不健康不道德的习惯。
引文说到通过普及运动风气、锻炼身体，人们可获得健康，社会因此也随之进化。这样的身体观和文明观，与娱乐方式密不可分。[68]笔者认为：这一点表明，大镇已成为20世纪20年代塑造文明身体的实践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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