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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国会请愿风云_侯宜杰((二十四)各省督抚请开国会内阁) 第(1/2)页

各省咨议局得知大多数督抚联衔要求召开国会与建立责任内阁同时并举,曾致电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云贵总督李经羲,请他们与各督抚联衔电奏要求速开国会。就在请愿代表谒见载泽的25日,锡良、瑞澂、李经羲、两广总督袁树勋、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联名致电军机处代奏,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设国会。

此前的督抚只是就国会问题陈述个人意见,这次不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仅代奏了群众的要求,而且经过多次郑重电商,十分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政见,要求政府实行,实际上站在了请愿群众一边。当然,他们的动机与侧重点同人民有所区别。以前督抚握有一省实权,处理地方大政基本可以自专,实力足可与中央抗衡。现在亲贵把持朝政,实行中央集权,督抚权势削弱,心有不甘。中央干涉地方财政,束缚了督抚办理各项新政的手脚,而限年筹备立宪的规划又事事责成于督抚,尤使督抚对中央产生反感。军机大臣不负责任,政策不统一,朝令夕改,矛盾百出,又使督抚无所适从,极为愤懑。督抚缺乏宪政知识,为了在推行宪政中不致出乖露丑,不得不在下属和幕僚中委用一些留学生和新的知识分子,在这些人的潜移默化下,其政治见解渐生变化,知道专制不可长久,实行立宪乃世界潮流所趋,不可遏抑。开明一些的大都有民本主义思想,懂得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的道理,看到人民为了挽救国家而呼号请愿,很受感动,认为不应失掉民心,自促灭亡。因此他们赞成支持人民的请愿运动。

督抚们最初关心的是责任内阁,这是因为责任内阁与其工作有着更为直接密切的关系。从关注责任内阁到主张与召开国会同时并举,其间有一个演化过程。

关于建立责任内阁,政府筹划预备立宪措施时曾经争论一番,卒无结果。1908年8月达寿考察宪政归国后又奏请设立,会议政务处大臣也多次讨论,终因新官制未定,军机大臣的安置和总理大臣人选及其权限不好处理而搁置。至1910年,吉林巡抚陈昭常首先奏请裁撤军机处,迅速组织责任内阁,从根本上改革政治体制,以便使行政系统分明,施政方针确定,政务进行敏捷。[90]继之,署理两广总督袁树勋上折反对“中央集权而四方负责任”,指出要实行中央集权,必须设立责任内阁,并且要有国会监督。[91]

这时督抚尚无联合行动的意向。适朝廷饬令督抚议复赵炳麟确定行政经费折和王乃征酌分筹备宪政缓急折,于是督抚开始考虑全局性的问题。1910年9月9日,锡良和瑞澂合奏:“欲以政治、兵力争胜于各国,一时万难幸胜”。“为今之计,惟有实行借债造路,可为我国第一救亡政策。盖借债乃十年以内救亡之要著,造路乃十年以外救亡之要著”。理由是:十年以内我国正在推广币制改革,如无大量现金作为储备,财政必致恐慌,各国将从而干涉。如能借债吸收外资,“财政可一,币制可定,将来立宪之筹备可以进行而无阻”。由于交通不便,立宪制度多不能行,十年后铁路尽通,“御中控外,势增百倍,斯时采用各国行政之法,决无扞格难行之虑”。宜募借外债十亿,限十年将应筑之粤汉、川藏、张恰、伊黑四条干路修完。[92]旋又将此意通电督抚,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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