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锡良和瑞澂的借债造路救亡政策，不少督抚表示同情。孙宝琦则持异议，认为挽救时局最简单而重要的方法，就是建立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李经羲积极支持，9月22日通电各督抚说：借债造路固然重要，但不是督抚所能办成。“必先政本更新，始有主持机关，财政整理始免债主干涉；朝野合谋监察，始能于借时免舆论反对，用时免当事虚糜”。而要如此，“非设内阁、开国会不能办到”。国会与内阁，“如车两轮，不可缺一。有内阁无国会，恐当国者非揽权营私，即延滞痺痿”。“总之，借款办路为救亡要策，然行之于未有内阁、国会之前，转虑足以速祸”。如以为然，即请锡良等主稿，联衔入告。[93]在此，李经羲不仅把救亡问题的讨论引导到建立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的关键问题上来，而且提出了督抚联衔上奏的倡议。
李经羲的见解如拨云雾，督抚的眼睛为之一爽，纷纷复电表示赞成，并推其主稿，联衔入奏。
可是，也有反对者，江督张人骏是个主要角色，另外还有直隶总督陈夔龙、陕甘总督长庚和陕西巡抚恩寿。
张人骏打着中国风俗民情与外国不同的幌子说：中国“民间久无政治思想”，硬要人民与闻国政，势必激成“举国骚然”的大动乱，“外人乘之，借口平乱，君民同阨，何以善后？”国会不能召开，责任内阁也不能成立，当前的急务是“饬吏治，兴实业”。[94]
张人骏的陈词滥调遭到其他督抚的坚决反对。孙宝琦驳斥说，“国会不立，恐中央无严肃之精神，各省徒相承以粉饰。历来疆吏何人不讲整饬吏治，各省亦何尝不务实业，其效安在”？袁树勋指斥张人骏的主张为“人治”，“非法治”。周树模坚定地指出：立宪已经宣布，决无反汗之理，现在“所争者为迟速之问题，非讨论内阁与国会之是非也”。若“因仍故步”，“终成官样之文章”。增韫也尖锐地批评：“立宪政体业已宣布，过渡时代只能作济河焚舟之谋，不宜作日暮途穷、倒持逆施之计。”[95]冯汝骙等亦驳斥了张人骏的谬论。社会舆论的谴责尤其激烈。
但张人骏思想僵化，头脑顽固，程德全与之当面辩论，他理屈词穷，最后仍说：“我虽无言可对，然心中终不服也。”[96]正是这样的一些老朽顽固分子在阻碍着中国政治改革的步伐和近代化的实现！
军机大臣见李经羲出头，特致电向其提出警告：“现在人民要求国会甚热，宜稍镇静，请勿主持其事。”[97]李经羲有所顾虑，不愿领衔，但仍担任主稿事宜。锡良、瑞澂不畏威迫，自告奋勇领衔。于是前述十九位督抚、将军于25日联名致电军机处代奏，“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设国会”。
该电详细分析了建立责任内阁、召开国会与否的利弊，批驳了张人骏等人的谬论后指出：舍责任内阁和国会，“则主脑不立，宪政别无措手之方。缺一则辅车无依，（内）阁、（国）会均有逾辙之害。程度不足，官与民共之，不相磨砺，虽百年亦无所进。法律难定，情与俗碍之，互为参考，历数载可望实行。此非锡良等之私言，实天下臣民所公认者也。今日大患，在于政务太繁，财用日绌，有内阁统一政策，国币始可酌盈剂虚；有国会协赞岁用，要政始不因噎废食。比者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皆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光绪）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锡良等更有渎者，以明怀宗之忧勤惕厉，卒无救于明室，其谓诸臣皆亡国之臣，岂有他哉，不负责任而已。夫以政体不善，致天下臣民无一担负责任之人，而使至尊独忧社稷，此为何等景象？殷鉴不远，能无懔栗。锡良等知而不言，无以对我皇上，更无以对我先帝。伏恳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以明年开设国会。饬宪政编查馆克期拟呈议院选举各法，钦定施行。宗社幸甚，民生幸甚。”[98]
这篇奏稿深得媒体颂扬，以为“融会世界立宪法理，体究中国今日专恃即开国会，以救危亡事实，释疑辨难，字字有斤两，语语有价值。近年请求速开国会之文章连篇累牍，未有如是包举无遗，天衣无缝者”，堪称“中国立宪史第一宏文”。[99]此乃这次请愿中的又一突出特点。
与此同时，出使各国大臣也上奏速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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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国会请愿风云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