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呈进的说帖意见非常分歧。民政部尚书善耆曾对人说：“各王大臣对于国会之态度，不独无真实赞成，且大有反对之意，即或敷衍缩短，亦迫于时势使然，将来必仍有阻力之发现。乃外间不知，犹殷殷企望，此则诚可悲悯者耳。”[123]因而其呈进的说帖也最为激烈，其中有：“若不速开国会，民心忿极，大祸必发。屡次遏抑民气，倘有不虞，民政部实难担此重任等语。”[124]其他人有主张在宣统五年的，有主张在宣统六七年的，大都借口九年筹备清单不易更改，选举章程尤宜慎重核订。有的仍然模棱两可。理藩部尚书寿耆最为反对，说帖内竟有如此话语：“如果朝廷遽从人民之请，即开国会，愿即挂冠回旗，不复与闻时事。”[125]
11月3日上午，载沣亲自主持政务处会议，讨论确定召开国会年限。军机大臣奕劻、毓朗、那桐、徐世昌，大学士世续、陆润庠，各部尚书李殿林（吏部）、邹嘉来（外务部）、善耆（民政部）、载泽（度支部）、荣庆（礼部）、唐景崇（学部）、荫昌（陆军部）、廷杰（法部）、溥頲（农工商部）、唐绍仪（邮传部）、寿耆（理藩部），均到会。只有海军部尚书载洵在国外考察海军尚在回国途中，但他在2日曾致电会议政务处说：“速开国会、速设内阁两问题，极表赞成，请即据情代奏，请旨决裁，速赐颁布，以慰人民之望，不必专待本大臣与议，致延时日。”[126]同时表示：“愿于谕旨后敬谨署名，以示担负责任之意。”[127]
会议开始，奕劻因与军机大臣商议一致，首先说：“现在国势如此，民情如此，只有早开，庶可挽救。”[128]
毓朗说：“时势危迫，国会诚不可不速开。然不先明定国是，则政府与国民遇事争执，必不免纷扰。故必先设新内阁，及确定海陆军进行政策，再开国会，庶君权不至为民权所抑。”
载泽接道：“现在国税、地方税未分，遽开国会恐人民争执。且朝廷注重国防，人民注重实业，目下采访舆论，已多主张裁减海陆军费，甚有主张停办海军者。故必先立新内阁，明定国是，然后再开国会，方免一切纷扰。为今之计，应明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既不阻绝人民之请愿，而乘此二年工夫可以确定各项要政办法。并须立降明谕，成立新内阁，故本日主要问题当先规定新内阁办法。”
毓朗又说：“既明定国会召集年限，须赶急修订宪法，此事关系重大，当奏请特派专修宪法大臣，必于宣统四年颁发，俾内外臣民有所遵循。而召集国会亦本此宪法，为不易之准则。”[129]
那桐、徐世昌均表示同意。其他大臣以为宣统五年召开国会，不疾不徐，资政院议员任期已满，恰好以国会代之，在人民一方面可以交代过去，在政府一方面也有准备选举法和议院法的余地，均表示同意。会议之后，载沣又与载涛、御前大臣和各部侍郎商议，遂决定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命徐世昌起草上谕，然后与其他军机大臣商议。
徐世昌即与那桐一起研究起草上谕，令军机章京政治官报局总理华世奎起草，而后又请奕劻修改。奕劻仔细阅后，提笔在最后加上几句话：“此后倘有无知愚氓借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徐世昌呈请载沣裁定。载沣又将“召集议院”改为“开设议院”，上谕就定下来了。
下午，溥伦嘱咐汪荣宝，告诉晓事的议员务必镇定，不要再反对，密探民选议员的意见。
11月4日一早，载沣在办事之前，与奕劻同到长春宫，向隆裕太后奏明会议政务处王大臣讨论的情形。
隆裕说：“时事所迫，力主急进，此亦正当办法，惟总期审慎周详，诸事悉臻完善，是为至要。”[130]
载沣退出后，先见军机大臣，后见会议政务处王大臣，逐一询问有何意见。奏对之后，会议政务处王大臣正要散朝，那桐忽说：“诸公尚须署名。”
政务处王大臣相顾错愕，问道：“何以须我辈署？”
那桐答道：“是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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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国会请愿风云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