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政之改革，视乎机关之善不善。机关一日未善，则政令一日不得实行，九年筹备之政，一切将等诸具文。国会者，宪政机关之要部。有国会，然后政府有催促之机，庶政始有更张之本。不然者，无提挈纲领之所，畛域各分，十一部不相统一也，上下相诿，地方官无可执行也。仍向来所有之旧制，责以向来未有之设施，此必无可行之事。计自筹备以来，按照清单所列，京内外衙门业已奉行矣，类有文书之移，几无可睹之效。盖机关之不完善，方针之不确定，虽有忠荩之臣，勤敏之士，无以尽其职而期其功也。以程度论，则长此筹备，九年后之国步，未必进于今日。以时机言，则从容坐失，九年后之危局，不知又当如何，岂徒虚掷此九年之岁月而已。资政院之设，其制亦略似国会。然国会之为用，在于政府对之负责任。今资政院章程绝不见有责任之政府，政府无责任，则资政院何能为！欲借此以督促政治之统一，振起国民之精神，必无国会之效。如其有效，则此制长行可也，又何必期以九年更立国会乎？此内政中关于机关之改革，不可不速开国会者也。
内政之举，又视乎财政。古今中外，断无府藏空虚，庶政棘手，而其国能久存者。我国自甲午、庚子以后，至辇天下之财，以应赔款，而岁入只此，抵质已穷，过此三十一年，不知何以为计。筹备之事，合十一部之新政，责各省以施行，举凡国家行政之经费，其用又将何出？自各省咨议局成立，参稽互证，竭蹶皆同，相顾忧惶，无从措手。剜肉医疮，既有必穷之势；量出为入，复无可恃之源。循此以往，将内之无以为兴革之资，而宪政之前途可危；外之无以偿积年之负，而列强之干涉尤可惧。欲亟纾内外之交困，必先求上下之大通。通亿兆人之好恶于各省咨议局，而范围只限于一方；何如通各省咨议局之计虑于国会，而精神贯及于全国？国会者，人民与闻政治之所也。必人民得有公举代表与闻政治之权，国家乃能加以增重负担，以纾国难之责。与其待之于九年之后，涣散而难与图功，何如行之于九年之前，鼓舞而期其自效？此内政中关于财政之筹划，不可不速开国会者也。
机关能立，财政能裕，然后乃有筹备之可言。否则不利之器，无米之炊，岂能举其事而收其功者？此国会之关于内政一日不可缓者也。
一在外交。
外交之难处，即在强盛之国，有时迫于事势，稍稍退让，国人尚起反抗之声，政府且为丛怨之地。况我国自有交涉以来，始以暗于外情，操纵失策，继以势成积弱，因应弥艰，政府受困于上，国民不满于下。每缔一约，事前则秘密万端，事后则亏损百出，忽而蹙地，忽而负债。政府之作用，人民不知也，政府之苦衷，人民不喻也。条约出自一二人之手，负担加之亿兆人之身，设使易地而观，安得不为怨府？既致怨矣，何从求谅？凡人对不谅之人，其助力必寡。政府处寡助之地，则因应愈难。苟有国会，则国际交涉无论如何困难，政府即有不得已之衷，不能尽喻于国民者，国会犹可以代申。国民即有不可忍之痛，不能直达于政府者，国会亦可与代陈。且各国之于我立宪，其注视甚勤，和平者期我有同等之政治，雄猜者忌我无可攘之利权。是以著论赞誉者有之，宣言轻量者有之，乘我国会之尚未成立，而公然自由行动于我域内者有之，虑我国会之终不成，而必至财政紊乱不可收拾者亦有之。有国会，则对于全国为政府交通之邮，对于列邦为政府文明之帜，上下相通，猜疑自泯。邦交既正，民气自和，非独证世界公理之同，且可保东亚和平之局。若更徘徊，待之九年，九年之中，患机叵测，设使雄猜者时遂其进步，窃恐和平者亦易其方针，外交必更颠危，民怨必更剧烈，万一有强邻之群蠢，得无惧覆辙之蹈前？此国会之关于外交一日而不可缓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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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国会请愿风云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