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钟，全体代表前赴京师学界一千余人召开的筹还国债会，受到热烈欢迎。会议临时会长翰林马振宪致欢迎词，大意谓：“国会期限能缩短与否，必视人民程度增进与否为断；而人民程度增进与否，又视此次国债会发达与否为断。故国债会与国会请愿有密切不可稍离之关系。”代表孙洪伊致答辞，并表示，待国债会章程印齐后，即通告各省咨议局办理。在座诸人均极满意，鼓掌称谢。还有不少人上台演说，其中以湖北铁路代表张伯烈最为激昂慷慨，京城商界楼于光也很恳切，耸动四座。[42]
同一天，国会请愿代表团接到山西宪政研究会发来的一封电报，上写：“组织内阁，清偿国债，必须早开国会，务请明年召集。”[43]山西宪政研究会是由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李庆芳组织的。
代表离开上海后，社会舆论即提出建议说，此次请愿不能将请愿书呈送都察院就算已尽责任，必须游说王公大臣，请其赞助，免得他们编造各种说法，耸动摄政王听闻，阻挠其事。万一朝廷置之不理，断不可顿灰初念，废然而返，尽可向各省团体报告情形，以为再接再厉之举。17日，代表在昆新会馆召开谈话会，议决多缮呈稿，分送各当道，并公推孙洪伊、谷芝瑞、刘崇佑、陈登山、陶熔和方还前去谒见军机大臣。
18日为农历的腊八节，都察院放假，代表前往询问请愿书何时代递。值日的一个经历答道：凡遇代奏之事，必须先开会研究其有碍与否，如查无碍，亦要待十日之后方肯代奏。请愿书尚无妨碍，须至28日方能上呈。
下午代表团商议办法。有人提议说：都察院尽量拖延，代奏以后是否有效，尚难预决，我们不如利用代奏前这段时间采取自由行动，去见政府诸公，向他们讲清道理，必能收到效果。众皆拍手赞成。
19日下午，京师绅商学界复在湖广会馆召开大会，欢迎请愿代表。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宣布了开会宗旨，《帝国日报》的康士铎宣读了祝词。代表孙洪伊、陶熔、吴赓廷、李芳、陈登山、于定一相继登台，痛快淋漓地演讲了要求召开国会的目的及国会与存亡的关系，宣明此次请愿，必定要达到国会成立，倘有阻力，决不出京。当李芳演讲到中国危亡的情形时，座中忽有一人嚎啕大哭，场内之人都跟着下泪。
继而来宾上台发言。保定府警务处会办韩缄古讲道：“国会开与不开，权在于民。查东西各立宪国，开国会皆系因人民要求而得。我国各省代表来京请开国会，政府尚多迟疑不决，盖政府诸公之意，惟恐有损其权，或因碍于一己之私，以致认定九年期限。然现在时势，强国弄权，侵害日甚，政府无力可抵。若待九年开国会，恐彼时已不可逆料处于何境矣！”
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掌声过后，韩缄古接道：“我国人民性质，遇事始而踊跃，或因小有阻力，及或日久，必自然消灭于无形之地。此次请开国会之利益，苟使人民脑中时时印记，一传十，十而百，及千及万，皆俱有此开国会思想，政府虽不欲开，亦不可得也。”后又详细地讲了一通人人必须以亡国为念，不可将其稍置脑后的大道理。满座为之感动不已。
日本《每日新闻》的驻京记者丰岛舍松对请开国会颇表同情，也上台演说时局利害，以当年日本人民要求召开国会的情形为证。
于邦华、陈佐清等来宾也发表了演说。会后，共同拍照，以作纪念。[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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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国会请愿风云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