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宪法大纲》，少数立宪派人士没有意见。他们说：“吾民不费举手投足之劳，坐遇旷古未有之盛典，犹咎朝廷之不能尽刬君主大权，而直护吾民，岂人情乎？[14]“数千年相传之独裁政体既能一变而为立宪政体，则立宪政体之自乙以靳于甲，可立而俟矣。”[15]前者是以一个受恩者的心理接受的，认为不应要求恩赐者倾囊相赠，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后者是考虑到既然立宪，自然就能使立宪由低级进入高级阶段。他们易于满足，却不是对大纲衷心的赞成。
比较多的立宪派人士感于长期受专制主义荼毒，盼望政治上彻底解放如大旱之望云雨，恨不得将专制毒根一下子铲除，要求英国式的立宪，对《宪法大纲》不准议院干预这干预那极端反感，予以猛烈攻击。说：“吾不意二十世纪公理大明之时代，而竟有拥护专制之立宪也”，“真可谓敻宇内而无俦者矣”[16]；“于议院议决协赞之权阙焉弗讲，是尚得为议院矣乎！”[17]“于君主一方面，则丝毫不准人民之侵蚀大权；于人民一方面，则处处以君主所定之法律束缚之，专制政体之完备，无过于此者。”[18]
对于九年立宪期限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反应也不相同。
北京的士民“欢声雷动”。《北京时报》竭诚欢呼：“明诏宣示钦定宪法及召集议员的年限，实在是我大清帝国雄飞宇宙第一的大纪念日期，凡我全国各地方官及全国国民，全应当悬灯结彩，开会庆贺才是。”[19]士民们联络商会，在前门外结扎牌坊，上面缀满电灯，将上谕书于玻璃屏上，并以松叶织成“帝国国会万岁”六个大字，以壮观瞻。各铺户均悬灯五日，表示其“欢舞之忱”[20]。
直隶某些人士担心形势变化太速，政府无法保证筹备工作的稳步实施，不相信方案能够救亡。同时指责方案过于强调各级政府的责任，轻视人民的责任，说“天下最难恃者莫如政府之良心，而天下最可恃者莫如国民之能力”，“若但恃政府之良心自行改革，而无国民以应之，宪政亦安有望哉！”[21]
东三省人民认为九年期限过长，继续请愿。7月21日，奉天教育总会会长吴景濂在教育会提出国会请愿问题，与会者一致赞成，并确定联络吉林、黑龙江，结成一大团体共同进行。后向吉、黑两省团体通报，并发表了《东三省人民宜联合上书请速开国会公启》，得到两省人民赞许。不久，吉林人士等不及，单独赴京上书，但仍参加三省的共同行动。8月下旬，各界正在加紧发动，九年立宪的上谕就颁布了。请愿发起人吴景濂、李树滋、延荣等认为：“东三省形势与各省不同，久为强国所垂涎，主权虽存，然为外人势力所包括，国会一日不开，东三省之存亡问题一日不能解决，故各省可待九年，东三省则有迫不及待之势。”[22]仍通知各城各界选出二人，于9月初齐集省城，然后推选代表入都。9月下旬，奉天签名者已达二万四千余人，推举师范学堂校长缪寿山为代表进京，请求缩短国会年限，三年内召开，至迟不要超过五年。代表启程后，奉天签名者依旧络绎不绝，仅省城外的商家即有三千余名。
在中国首倡君主立宪的郑观应认为，若是在正常情况下，九年期限未尝不可。可是，现在国家危如累卵，实在等不及，“与其延宕时日，议院未立而先亡，何若……即开国会，或可挽回于万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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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国会请愿风云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