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怀疑《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系杨度起草，对之进行攻击。杨度自知未能见谅于人，乃以宪政公会常务员长的身份公开发表《布告宪政公会文》，除了叹息形势更加危急，声明他对《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未尝参与一字，其三年召开国会的意见未蒙政府采纳外，还写道：“今欲更有所谋，以求进步，则上而谕旨煌煌，岂宜违反，下而人民实力，亦未易言。且咨议局、资政院、地方自治等皆国民议政之机关，使国民实力奉行，未始不能监察行政”。朝廷对于立宪绝无“宁迟勿速”之心，吾党“此时但宜捧场谕旨，引导人民恪遵分年预备清单，而为确立基础之法”。“以君主大权制钦定宪法，实于今日中国国势办理最宜”。“君民权限偏轻偏重，非此时国事之所急，人民不宜于此过争也。”[24]政治立场发生了明显转变，由立宪派的领袖变为政府筹备立宪的御用官僚，由反对政府的急先锋变为政府的辩护士。
更多的立宪派虽觉得为期过长，不无遗憾，然亦接受下来。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有了期限和计划，筹备立宪就有了具体的奋斗目标和措手之地，可以收到成效。立宪期限不是固定不变的，只要人民努力，期限“未尝不可缩减”[25]。咨议局是人民参政的第一个法定机关和入手之处，实际利益之所在，有了咨议局，人民就有了立足的合法阵地，就可以行使人民的意志，利用它为国民谋幸福，鼓舞民气，集合民力，结成更大团体，与专制势力进行斗争，摆脱专制桎梏，比要求国会更实在有益。办好了咨议局，就证明人民有参政能力，可迫使朝廷缩短召开国会年限。立宪期限宣布以后，浙江的请愿代表邵羲、叶景莱、蔡汝霖感到年限太长，未能完成人民交给的任务，曾邀其他省在京代表和同乡京官研究，打算再共同上书，要求缩短年限。协商数次，“以为奏定年限虽长，而切实预备之方法，即在限一年内成立之咨议局”。若各省咨议局皆在一年内成立，资政院也如期开办，“则法定机关已立，办理各事皆有秩序可循，新政易于进行，民情亦不患不能上达。社会既日益进步，则官吏亦势难忨愒，各项要政能先于预定年限内办妥，则将来要求缩短年限亦事实上所应有。空言要求，冒渎无济，不如切实从咨议局入手较为得当。佥以此说法为然，上书之议遂寝。”[26]在上述种种考虑之下，立宪派都停止了请愿，把主要精力用于筹办咨议局上面去了。
在此之前，各省人民请愿仍在继续，只是行动比较滞后。
广东留学日本的学生在5月即写信劝告全省同胞，向政府要求召开国会及省议会。广东除粤商自治会以本会名义请愿外，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也刊布传单，分发各地签名，召集各界人士开会，讲解国会的意义，发出号召。7月7日，又在会议上宣布，社员梁肇修、张端、王颂清、邓廷铿自告奋勇，自愿效劳，报名充当请愿代表，自备川资赴京。请愿书领衔人前出使德国大臣杨晟、出使美国大臣梁诚和考察商务大臣张振勋，皆为社内主要成员。在粤商自治会和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发动下，全省签名者一万一千人。但代表出发较晚，进京后正在缮写请愿书时，朝廷已宣布了立宪年限，因而请愿书未再呈递。
福建的运动由前礼部侍郎、清流党人陈宝琛发起。6月下旬，他在教育总会召开会议，提出各省纷纷上书请开国会，福建亦应组织国会期成会，进行预备，并将上海国会期成会发布的《国会期成会意见书》印刷出来，分发众人阅读。之后，教育总会即将《国会期成会意见书》和签名册寄往各府县教育分会，请其转发各界，如赞成，即可签名入会。至8月下旬，全省有近一万人签名，请愿书由陈宝琛亲拟，并举定程树德为代表，进京呈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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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国会请愿风云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