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政院节略清单》[4]中，对于设立资政院是“为采取舆论之地，以宣上德，而通下情”的意图说得更为明确：“国民义务，以纳税为一大宗。现在财政艰难，举行新政，何一不资民力，若无疏通舆论之地，则抗粮闹捐之风何自而绝？营业税、所得税等法必不能行。日本明治元年岁入仅三千三百八万余元，至明治三十年，岁入已二万三千八百七十余万元，三十年中，增加七八倍，而民不怨。中国岁入仅八千余万两，一言加税，阻力横生，对镜参观，其故安在？此不能不采舆论者一也。”“近日民智渐开，收回路矿之公电，告讦督抚之公呈，纷纷不绝。若听其漫无归宿，致人人有建言之权，时阅数年，政府将应接不暇。惟专设一舆论总汇之地，非经由资政院者，不得上闻。则资政院以百数十人为四万万人之代表，通国之欲言于政府者，移而归诸资政院，化散为整，化嚣为静。又限制该院只有建言之权，而无强政府施行之权，使资政院当舆论之冲，政府得安行其政策，而民气疏达，亦不致横决难收，保全甚大。此舆论之不能不归于资政院者又其一也。”
中央体制改革依旧不脱专制性质，多数立宪派人士大感失望，尖锐地批评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5]，“袭皮相而竟遗精神”[6]。对于不设国会，只设资政院，他们同样极其不满。如留日学生、湖南即用知县熊范舆（苗族）在《新官制评论》[7]一文中指出：“立宪之神髓，在人民皆得参与国政而已。国会者，人民参政之机关也，故各立宪国皆使国会与政府对立。”而官制改革却将国会“置而不问”。现在所欲设立的资政院性质，“不过为政府之一部分”，与国会中的上议院不同。因为上议院的组织之法，应以议院法规定，与官制性质不同。就上议院而论，各立宪国之所以尚存这种制度，系因其当初设立国会时，贵族势力甚大，在事实上不能脱离贵族，才不得已特设一院位置之，此后诸国加以仿效。中国既然没有贵族专横的历史，大可不必从形式上模仿这种制度。资政院官制草案说帖说：“若仍用保举、征辟之法，与原设政务处无异，即与谕旨公诸舆论之意不符”。然而试问：资政院官制中所说的钦选、会推、保荐等法，与保举、征辟有多少差别？就是有异于政务处，也不符合“公诸舆论”之意。“选之者非人民，推之者非人民，保荐之者又非人民”，被钦选、会推和保荐者所参议的事情，必然不会出于他们所持意见的范围，根本不足充当四万万人的代表。何况资政院官制草案说帖“更明言其设立资政院之意旨，乃所以为增加租税，而使其替政府当舆论之冲乎！”实即“欲借资政院以抑制加税之阻力，是不过一筹款之新法耳”。资政院仅能通达下情，条陈治理，对政府并“无强制实行之力”，不同于立法机关的国会。使资政院当舆论之冲，只能为政府“分其谤”，政府对于人民，又可以卸其责。这样一来，“所谓政府得以安行其政策之目的，乃竟可以始终贯彻而毫无阻碍”，“政府之不愿舆论喧嚣于其耳，以妨害其专制之进行也，愈讳无可讳矣”。
出于这样的认识，立宪派人士自然不会满足于仅设资政院而不开国会，为了实行真正的宪政，他们便为召开国会而开始大声疾呼了。
[1]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43～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论实行立宪不定期之善》，载《南方报》，1906-09-04。
[3] 见《改定官制原奏全录》，京话实报馆，1906。
[4] 见《改定官制原奏全录》。
[5] 《论今日时局之危》，载《申报》，1906-12-06。
[6] 英敛之：《新年颂》，见《也是集》，35页，大公报馆，1907。
[7] 《新官制评论》，载《中国新报》，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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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国会请愿风云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