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内的研究是实证的，但私人藏书有别于阅读情况。18世纪，有私人图书馆的或是贵族，或是有钱人，在卢梭的批判者中，这一类人居多，支持卢梭的多是普通民众、没落贵族，而他们往往借书读。《新爱洛漪丝》热销之际，每一卷被拆分为数十册，在街头、咖啡馆里传阅，这些为人广泛阅读的书或损坏，或丢失，不会进入私人图书馆。莫尔内未考虑书籍收藏与阅读之间可能存在的错位，结论就未必严谨。鉴于此，多纳尔（）转向1766—1789年的私人档案，力求回答两个问题：它是不是一本启发革命的书，有多少人读过？格里高尔（Gregoire）神父和巴莱尔（Barrère）的《回忆录》里没有阅读的痕迹；布里索喜欢卢梭，但只读过《新爱洛漪丝》《爱弥儿》和《忏悔录》，没有证据说明他年轻时读过《社会契约论》；罗兰夫人读了不止一遍，“但自始至终读得不明白”；勒格罗（Legros）的《卢梭作品研究》（ExamendesouvragesdeRousseau）是多纳尔发现的思考过卢梭政治原理的作品。[144]法国革命前，《忏悔录》《爱弥儿》和《新爱洛漪丝》最为人喜爱，读《社会契约论》的不多，这个结论基本成立。
卢梭的教育理念是18世纪同类作品的典范，《爱弥儿》引起广泛讨论，“绝妙的开篇之后是伟大的思想，表述清晰准确”[145]。塞拉那发现了其中的两个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之，慎施于人。”而卢梭倡导美德教育，是因为一个人终将是社会的支柱，“为使他有美德与智慧，不应依据通常的教育方法，只提供冷冰冰的课程和枯燥的原理，要激发自然所赋予人的力量”[146]。1788年，斯塔尔夫人的《论卢梭的作品与性格》受欢迎，1789年重版三次，“他综合了自然教育和学校教育，锻炼学生的心智和体能，所以是对人的教育”[147]。布里索将卢梭看作思想的导师和美德的教员，《爱弥儿》最适合那些寻求真理的人。[148]里昂科学院举办征文比赛：旅行是否是完善教育的方式？征文灵感源于《爱弥儿》，“卢梭允许爱弥儿旅行，在旅途中找到合适的居所，他想以此区别于普通教育，还是转向社会契约的讨论？”[149]
普通人对卢梭的怀念更深切，去瞻仰墓地时与过路的农夫交谈，捕捉他的往事，想象他的言行。[150]他的奇闻逸事流传甚广，画家、雕塑家据此描述他，加缪（Camus）医生希望为卢梭和爱弥儿雕像。新语境触及日常生活，卢梭说人要保持自然所赋予的面貌，鉴于此，“有人主张士兵要留小胡子，给人勇猛的印象”[151]。1784年，巴黎设立修辞奖，颁发给那些与卢梭风格相似的作品。他成了圣人、邪恶之敌，“不理会迷信鬼魅与虚假的异象，将真实看作美，追求人之独立，不忘社会福祉，此外别无他求”[152]。随之而来的是夸张的赞誉——有美德的让-雅克、人类权利的捍卫者、真理的使徒、自然的诠释者、人类之友，“去世后，他为一个由年轻公正的君主所统治、开明又感恩图报的民族所惦念”[153]。此类描述进一步触发了阅读潮流，伯维尔受此影响开始读卢梭，“感受乡间快乐，避开轻浮世界的旋涡，远离青春年代的暗礁，向善的心更坚定”，而那是伯维尔的第二次教育，一种自我教育。[154]布里扎尔与埃莫农维尔的农夫交谈后，决心以他为榜样，不是因为他的天赋与才华，这些都已入土，而是因为他的简朴与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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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六六年的卢梭:论制度与人的变形
卢梭主张什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