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4年6月24日，在日内瓦城社会契约路（AlléeduContratsocial）的尽头，卢梭纪念碑落成了，爱弥儿拿着锤子修理小板凳，卢梭面含微笑站在他身边。之所以立碑，是因为他的政治理念能纠正风俗之弊，“正当世界受制于偏见的枷锁，卢梭受自由之托来到这个世界，击垮了偏见”[263]。纪念碑北面是社会契约路，西面通向乡村卜师路（AlléeduDevinduvillage），南面通向爱洛漪丝路（Alléed’Hélo?se），东面通向爱弥儿路（Alléed’Emile）。爱弥儿路现已改名，其余的路仍旧在，分别为乡村卜师大街（AvenueduDevin-du-Village）、新爱洛漪丝街（RuedelaNouvelle-Hélo?se）、社会契约街（RueduContrat-Social）。
在日内瓦，卢梭生前与去世后的处境判若云泥。日内瓦人对他的解释有现代政治和世俗道德的关怀，也有宗教内涵，以之为传播真理与现代自由的先知。1794年6月28日，公民德索纳（JeanDesonnaz）谱写颂歌：“卢梭厌恶奴隶制，珍视自由，自记事起就呼吁自由。”[264]虽有美化之词，但不像法国人那样极端，卢梭的形象并未意识形态化。法国热月政变后的政治动向多少触及日内瓦人，纪念仪式简化，卢梭从革命道德的最高存在回归真实，由美德与真理的抽象化身转变为有功有过的历史人物。1795年6月28日，日内瓦公民以符合共和精神的朴素纪念他的诞辰。[265]理解方式的转变，除法国革命影响，还与当地日渐完善的政治经济制度有关，18世纪末，以手工业者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有力量抗衡贵族，不再需要诉诸激进的言行。
19世纪，法国的卢梭思想解释学有左右之分，双方争论激烈。此时，他已被日内瓦接纳，无论是贵族，还是普通民众，来自法国的影响形同于无，日内瓦人一度要纠正法国人不合情理的贬低。每年6月28日和7月2日，日内瓦会举行卢梭诞辰和去世的纪念活动，规模或大或小，1846—1878年最隆重。[266]1878年，日内瓦人在卢梭塑像前纪念他逝世百年，有各行各业的人，“都怀着合情合理的民族自豪感”，卢梭逝世百年委员会组织一系列讨论会，涉及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以及宗教思想。[267]而此时，卢梭在法国被右派学者斥责为“来自日内瓦的外国佬”，阴谋败坏法兰西的传统。[268]
1904年，日内瓦成立卢梭研究会（Société Jean-JacquesRousseau），创办附属刊物《卢梭研究会年鉴》，布维尔（）任主席，弗朗索瓦（?ois）任秘书，搜集尚未发表的书信手稿。《年鉴》致力于真实地描述卢梭的生活、交往和思想，面对法国保守派的批判时为之辩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卢梭研究不再受政治因素干扰，学术规范日渐完善，1965—1989年，卢梭研究会与牛津大学伏尔泰基金会合作出版《卢梭通信全集》（52卷），注疏细致，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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