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米安的死不是结束。1757年3月26日，凡尔赛宫下达针对达米安家人的法令：“两星期内，达米安的妻子伊丽莎白（ElisabethMolerienne）、女儿玛丽（Marie-Elisabeth）、父亲皮埃尔（Pierre-Joseph）离开法国，永远不能回来，否则判处绞刑。达米安的哥哥路易及其妻子伊丽莎白（ElisabethSchoirtz），达米安的姐姐卡特琳娜（Catherine）和另一个哥哥安东奈（Antoine-Joseph），还有该家族中以‘达米安’为姓氏的大人、孩子都要更改姓氏。”[337]达米安的受刑场景是法国现代政治史的一道伤痕，1873年，蒙瑟莱（CharlesMonselet）想象了达米安临刑前眼中的世界，以虚构的风格反思法国的看客风俗。一群被生活压迫，无力翻身，就在旧制度权力体系的**下趁机取乐的小角色，他们学会了欣赏悲剧式的生活，在惨淡的境遇中同声同息，他们是观众，也是演员，他们对受难者的欢呼是凉气透骨的哀号，导演这场政治暴力剧的旧制度权力体系希望看到他们的惊恐与好奇。有一天，他们成了这类剧情的主角时，对于命运的残酷毫不生分，一群没有现代身份的小人物的生活就是这样，他们渴望美好生活，善良又无知，懦弱又好奇：
他看到的是人群，总是人群，在莫特利埃（Mortellerie）大街，在瓦纳里（Vannerie）大街，在塔纳里（Tannerie）大街，在埃皮奈（épine）大街与穆东（Mouton）大街交汇处，人群占据了所有观看位置。广场上下层人居多，（远处楼房的）窗户后面聚集了优雅时髦的人，是绅士贵族和上层社会的夫人，摇着扇子，随身带着小瓶子（装着喝的东西），以防止眩晕。[338]
这一案件影响了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CesareBeccaria）1764年完成的《论犯罪与惩罚》，他的人道主义观念又影响到欧洲现代司法制度：
刑罚的目的不是摧残一个有感知的人，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一个不会为所欲为的政治实体平稳地控制人的欲望，难道它能容忍无益的酷政为野蛮和狂热，为虚弱的暴君充当工具？难道一个不幸者的惨叫能从不可逆转的时间中赎回已发生的行为？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次侵犯公民，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纵观历史，目睹那些自命不凡、冷酷无情的聪明人所设计和实施的野蛮无益的酷刑，谁能不触目惊心？[339]
旧制度以人的身体为道具，构造震慑人心的景观，不人道之处在于过分信任暴力的规训力，轻易否定父母与子女之间天然的情感。在旧制度的意识中，父母杀死亲生的孩子不存在伦理与情感障碍。达米安对国王的冒犯理应受惩罚，但过分构建的暴力场景虽能说明君权不容侵犯，却不符合健全社会尊重人身权利的要求。冷酷的治理逻辑有违人性或人道主义，不能维护自身的权威，反而引起普遍不满，对君权和教权的信仰与归属感日渐淡漠，取而代之的是怀疑、不屑，甚至敌意，1575年定型的《王国基本法》（Loisfondamentalesduroyaume）的权力秩序不再有绝对的规束力。更糟的是，以国家名义塑造的暴力场景在民众心里培育了以暴力对抗暴力的意识，革命时代的无端杀戮里有旧制度的禀性，只不过是以自由与民主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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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六六年的卢梭:论制度与人的变形
卢梭主张什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