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的法国人首先应对的不是改革制度，而是认识现实。个体心理与现实的差距太大，新制度又无力应对乱局，打碎一切就显得合理。所以，破碎感是革命时代的法国人要解决的问题，表面上旧制度是这种破碎感的根源，实际上不是。制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人创造的，是人实践的，好人能改良坏制度，坏人能损毁好制度，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在一切都流动的空间里，这不是简单的问题。法国旧制度下并非一切都是坏的，首都和外省的科学院制度致力于奖励才学，1699年巴黎的《皇家科学院新规》（Règlementpourl’AcademieRoyaledesSciences）就有这样的目的。而一些僭越本分的教士、贵族和哲学家视之为名利场，费尽心虑，最终败坏了学术的荣誉，旧制度却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法国革命的美德共和国要打压人性之恶，却走向了美德专制，美德专制表面上是制度之恶，实际上还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一群孤独者没有信仰，做了坏事归咎于制度，却将自己的错误赋予正义感，这就是人的问题。法国人将风俗之乱归咎于制度，有违历史理性，百年动乱之后，他们最终与制度和解，不再为难制度，相信有正义感的人高于制度，当制度在流动的现实里失效时，这样的人能弥补制度的不足。现在，法国人的言行中偶尔有旧习性，那是带一点冷漠的优雅，却已是现代国家，革命话语沉淀为生活常识，情感与理智有恰当的平衡，人与制度、风俗的关系在逻辑和实践上不再是难题。这是因为法国人有过迷狂，但他们的历史理性没有消失。这个民族有两类人格，一类是罗伯斯庇尔式的，鲁莽真诚，有颠覆一切的力量，为此不惜性命。另一类是拿破仑式的，他对权力，对民族福祉有一样的雄心，勇敢之外还有一点狡猾世故，但他始终拒绝生存理性，所以不会沦落为冰冷的偶像。一个民族的前途需要鲁莽者，又需要能平复乱局的实干家，两种人格成就了民族精神的高度。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历经北京大学博士课程中期考试、开题报告、预备答辩和正式答辩，正式答辩前，五位专家匿名评审。成稿后，我又做修改，像一个新出徒的石匠，先有构想，再找石头，一锤一凿，叮叮当当。起初形体不匀称，神态拘束，他的手要灵巧，温和的目光里得有一点锐利，等它有了呼吸，身体变得温暖，他知道分离的时刻到了。手稿出版后，它的性情会凝固，坚硬或温暖，严肃或调皮，装模作样或义正词严，总之，它有了思想意义的生命。作者与作品的分离在此刻，之前是一体的，现在不了，作者会批判地审视以前的自己，有时不理解那个人为什么这样写。一部作品在文字世界里存在多久，要靠它的生命力。文字的生命来自语言的逻辑与审美、理智与情感的平衡，以及对于时代精神的复原力。一旦刊行，它会进入一个无限的时空，并有机会成为人类精神史的路标，之前的知识因它而陈旧，之后的知识因它而新奇，但无数伟大的世界公民标识了现代精神，所以写作越来越难。当下的作品有文艺复兴的风格，总结、注疏、解释，没有创造力的东西更容易湮灭，这本书不免如此，因为成见、短视，或缺乏创造力。
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部分内容发表于《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和《史林》（2014年第6期），第三章第六节关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适应性发表于《二十一世纪》（2015年4月号），第三章第九节“萨德问题”的部分内容发表于《读书》（2015年第9期）。我在引用汉译版外国作品时对词句做了调整，为的是简洁明确，维护本书语言风格的统一。举例说明：汉译作品原文为“实际上，这乃是问题的要害之所在。但是，《宣言》却根本就没有提及英国国会”，我修订为“这是问题的要害，《宣言》却未提及英国议会”。
出版之际，我要感谢支持我的前辈同仁，硕士导师马世力先生和博士导师高毅先生历来维护学生思考的独立性，我所任教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有安静与宽容的格调，符合历史研究的要求。最后，我要感谢出版团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诸位编辑反复思考写作思路、字词搭配与标点符号，尽力避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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