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后的世界旅行、探险和商业开拓了人的视野，人员、商品、信息有了新的流通形式，并催生了现代人格。他们追求真实，注重实利，在力量和勇气上胜过古人。与之相应的是新话语体系的出现，它希望了解一切，发现人的力量，反思域外风俗，破除陈规旧习，这是现代精神的萌芽。远方见闻录和实验科学的确定性冲击了经院哲学的逻辑，世俗生活的真实性取代了异象与启示，教会史不再是绝对真理。拉丁语的时代结束了，用民族语言写成的作品日渐增多，训导、说教或启示性的修辞已不多见，类似诏谕、告示和命令等单向传递的信息受人冷落，取而代之的是平等、开放与包容，以清晰的语言传达确定的知识。
在文学共和国的早期历史中，书信来往承载它的功能。身在伦敦、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的学者，平生不曾谋面，却有稳定的通信联络，“伏尔泰的通信人有一千四百个，卢梭的不少于六百，孟德斯鸠的多于两百，狄德罗的不下百人，古物和植物学家塞古（Jean-Fran?oisSéguier）有三百人”[4]。与通信网络同时形成的还有一套新式的交往规则：及时回复信函，行程里就近拜访，礼貌接待远道而来的学者，即使是不速之客。1773—1783年，塞古在尼姆（N?mes）隐居时，1383名大小人物前去拜访，他都尽力招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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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六六年的卢梭:论制度与人的变形
卢梭主张什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