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种种，本身并不会让人烦乱。它就算不被直面，也已是广为人知。今日的社会研究往往会直接服务于军队将领、社会工作者、公司经理和监狱管理者等。诸如此类的科层应用还在与日俱增，并且无疑还将持续下去。而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其他人等，也都在以具备意识形态意味的方式在使用这些研究。事实上，社会科学也是作为社会事实存在的，就此而言，它在意识形态上的相关性是内在固有的。每个社会都持有标明其自身属性的意象，尤其是那些为其权力体制和有权势者的做派提供正当性辩护的意象和口号。社会科学家搞出来的意象和观念与这些通行意象可能契合，也可能抵触，但总会与后者产生连带意涵。一旦这些连带意涵为人所知晓，往往会陷入争论，并被付诸应用：
这些意象和观念为权力的安排和有权势者的支配地位提供正当化辩护，就此将权力转换成权威。
它们批评或揭露通行的安排和统治者，就此剥夺其权威。
它们转移对于权力和权威话题的关注，就此转移对于社会本身结构性现实的关注。
诸如此类的应用并不一定是社会科学家有意为之。事实或许就是这样，但社会科学家一般也都会意识到自己所做研究的政治意涵。在这个意识形态的时代，就算他们当中的这一位不清楚，那一位也很可能清楚。
对于明确的意识形态正当化辩护的需求已经大大增长，哪怕只是因为把持大权的新型制度/机构（institutions）虽然已经兴起，却尚未获得合法化，而旧有的权力曾经的保障已经过时失效。比如，现代企业的权力并不是由18世纪传承下来的自由主义学说自动给出正当化辩护的，而在美国，这样的学说正是合法权威的主线。所有利益及权力、全部**和偏见、一切憎恨与希望，都倾向于获得某种意识形态机制，赖以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口号、符号、学说和诉求一竞高下。随着公共沟通（publiccommunication）日益扩张，不断加速，其效力也在不断重复之下变得愈益减损。因此，对于新的口号、信念和意识形态的需求是持续不懈的。置身这等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和深度公关（intensivepublicrelations）的情境，社会研究要是还能免于为意识形态提供装备的需求，的确是很奇怪的事情，而社会研究者如果不能提供这种装备，那就更奇怪了。
但无论社会科学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单凭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展开工作这一点，他就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科层制度或意识形态性质的角色。不仅如此，任何一端的角色都很容易滑向另一端。运用出于科层目的的极为形式化的研究技术，也很容易滑向为可能基于这类研究而做出的决策提供正当化辩护。反之，带有意识形态意味地运用社会科学的发现，也很容易成为科层制运作的组成部分。今天人们诸般尝试，将权力合法化，让特定的政策受人欢迎，其实这些尝试往往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人事管理”和“公共关系”。
回观历史，人们运用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方式多过科层管理方式。即便现在，可能也还是如此，尽管双方均势似乎经常发生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的运用乃是因为，绝大多数的现代社会科学其实都是其与马克思的研究之间往往不被承认的论争，也是对社会主义思潮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挑战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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