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一直是作为一种权力体制的资本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就此而言，它往往遭到“富有成果的误解”，甚至像今天苏联政论作者使用马克思的作品一样。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已经对古典主义学说和新古典主义学说发起了批判，清楚揭示了经济学家是如何抱守自然法的形而上学和功利主义的道德哲学的。但要理解这些学派本身，只能诉诸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的“社会哲学”。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已经成为政府和企业的顾问，提出各种管理技术，为政策公开声言，并确立了细节性经济报告的规矩。上述种种都同时涉及科层管理的用途和意识形态的用途，尽管并不始终直白表露，却是非常积极主动。
经济学目前这种混淆一团的状况，既涉及有关方法和观点的问题，也包括有关政策的问题。同样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公开发表的观点却大相径庭。比如，加迪纳·C.米恩斯（）就抨击他的同行们抱守原子化企业这种“18世纪”的意象，并呼吁建立新的经济模型，其中的巨型企业可以制定并控制价格。另一方面，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Leontief）则批评同行们分裂成纯粹理论玩家和只管攫取事实的人，呼吁探索投入与产出关系的复杂图式。但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却认为，这类图式属于“巨细靡遗、漫无重点、徒耗时间的分析”，号召经济学家们思考如何增进“人类的物质福祉”，并要求减税。而约翰·K.加尔布雷思（）则断言，经济学家应当停止一味关注增加物质福祉，美国已经富得流油，还要进一步增加产出是很愚蠢的。他呼吁同行们要求增加公共服务，以及增加税收（其实只是销售税）。[2]
即使是人口学这样颇具统计学意味的专业，也已经被深深卷入了由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最初挑起的事实争议和政策冲突。这些议题中有许多现在聚焦于前殖民地区，我们在那些地方发现，文化人类学从几个方面入手，深入关注殖民主义的相关事实与精神。从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的立场来看，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可以大体界定为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尤其是工业化及其全部相关发展的需要。而人类学家在参与讨论时，一般都会带有几分谨慎，就像老殖民强权的那些担忧，似乎是要回避今天在不发达地区几乎必然伴随变迁而来的那些动**和张力。文化人类学的内容与历史当然不是靠什么殖民主义的事实来“说明”的，尽管诸如此类的事实也不能说与之毫无关系。文化人类学还服务于自由主义乃至激进主义的宗旨，尤其是它坚持认为简单社会的人民淳朴正直，主张人的性格具有社会相对性，并在西方人当中展开反本位偏狭立场的宣传。
有些历史学家似乎热衷于重写过去，但只能被视为服务于当下的意识形态宗旨。眼下就有一例，美国要“重估”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企业生活和其他工商生活。仔细检视最近几十年的大部分美国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历史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它都很容易变成不堪其负地被重新塑造的各种国族神话和阶级神话。随着社会科学的新型科层管理用途渐渐成势，也出现了新的尝试，即要倡扬“美国的历史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如此。而在这股倡扬之风中，有些历史学家已经使历史有益于保守主义的思想倾向，并被这种倾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受益者所用。
我们肯定不能指责政治学家，特别是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关系的政治学家，他们满怀某种对抗的心气考察美国政策。尼尔·霍顿（NealHoughton）教授甚至断言：“一向被错当作政治学学术的许多东西，其实不过是为这些政策做些合理化注脚并叫卖推销。”[3]或许他的话失之偏颇，但对于他揭露出来的状况，却必须详尽考察，而不能弃置一旁。无独有偶，要回答阿诺德·罗戈夫（ArnoldRogow）教授的提问，即“那些重大话题究竟出了什么问题”[4]，就必须认识到，晚近的政治学大多已经无关乎理解重要的政治现实，却和从科学的角度对官方政策和疏失的鼓吹脱不开干系。
我提及这几种实际用途和连带意涵，既不是为了批评，也不是试图证明存在偏见。我之所以如此，只是想提请读者注意，社会科学必然牵涉到科层惯例和意识形态话题，而今日社会科学之所以纷繁多样，混乱一团，也与这种相关性有关。所以，对于它们的政治意涵，清楚阐明总好过遮遮掩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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