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提示我们，只有细致扎实地从传统中国商业与市场的经验事实出发，探讨其内在逻辑、机制与性质，才有可能深入揭示传统中国市场的特征。当然，本书的研究，尤其是“制度的非正式运作”的结论显示，我们虽然不能否认传统中国市场存在理性经济的逻辑成分，但是，由于传统中国制度运作的非正式化的普遍存在，探讨传统中国的市场形成路径，最重要的不是单纯从西方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方法出发，而是需要结合经济学、社会学等西方社会科学以及人类学、历史学的分析手段，从传统中国市场的经验事实出发，辨析市场形成过程中制度的非正式运作的具体表现，才有可能探究“市场嵌入社会”的深层次逻辑，从而深刻揭示市场形成的具体路径与策略，最终抽象出关于传统中国市场运作的有可能与西方理论对话的思想成果。在这方面，刘志伟的思路非常有远瞻性。本书书稿即将完成之际，他在2017年硕士、博士毕业聚餐时，提示我们如何理解传统中国经济体系，谈到了他关于中国传统经济体系的理解。他认为，以前他用贡赋经济来指称中国传统经济，也许并不十分贴合中国经济史的实际。因此，他建议用“食货经济”来定义中国传统经济体系，他指出，“食货”，尤其是其中的“货”，是极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概念，其所指，是一种交换极为繁荣的“市场经济”，但这一“市场经济”并非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不是理性选择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与国家权力联系在一起，由国家直接参与组织的市场交换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能真正深刻揭示这一体系的独特之路，将有可能与西方经济学展开学术对话。[15]本书由于选题范围的局限、作者的学力不逮以及经验事实的相对不足，并未达到真正深刻揭示中国传统市场体系的独特道路的目标。但是，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应该是本书的主旨之所在，更是未来研究工作的核心问题之一。我们期望有一批青年学者会有兴趣切入此问题，从大量尚有足够研究空间的中国传统经济运行事实入手，形成合力，最终实现与西方理论展开有效对话的目标。如果这本小书能使一部分读者对此问题产生兴趣，我将荣幸之至。
[1] 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与波兰尼所讨论的“再分配型”经济组织原则下的人们经济行为的驱动力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体现出传统中国的经验事实，对波兰尼的理论可能形成了一定挑战。这正是我们认为波兰尼对传统中国高度发达的市场认识不足的依据之一。
[3] 孔祥毅的研究指出，山西票号的兴起，虽然与明清中国商品市场对汇兑的旺盛需求有关，但山西票号的股本初始一般仅有数十万两，而汇兑却动辄百万两（汇兑不是票号充当直接运输白银的镖局，而是在甲地承收白银、在乙地支付款项的金融手段），这全靠清王朝各级政府的公款作为周转金，因为清朝各级地方政府都将山西票号作为缴纳税款和军饷的代理机构。为何山西票号可以与政府建立如此重要的关系呢？孔祥毅认为，主要理由在于，一是票商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从源头开始就与官员们建立起良好关系，比如，他们有计划地资助儒生应试并走马上任，代办代捐捐纳和印结以及直接捐纳报效等；二是在此基础上，山西票号事实上成为清王朝的财政运作之支柱，为户部解缴税款，为各省关借垫京协各饷，为清政府筹措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以及为政府捐纳筹饷等，而在庚子事变后，清政府更加依赖山西票号。参见孔祥毅：《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见阳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晋商史料与研究》，80～99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4] 参见黄国信：《从“川盐济楚”到“淮川分界”——中国近代盐政史的一个侧面》，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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