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私盐是相对于官盐而产生的一个概念，其出现与运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逻辑：官盐与私盐的市场价格差异，是私盐得以出现以及私盐市场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私盐贸易中必然存在理性经济选择逻辑，即以市场为导向的理性选择。在这方面，张小也的研究建构了完整的理论框架，值得重视。她认为，中国历代盐法过于僵化，盐产分配的固定化与实际生活中变动不羁的消费状况不相吻合，容易造成某些地区食盐供应不能满足需求的状况，不得不由私盐来填补市场空缺，而更为重要的是，官府对高额盐课的追求，导致官盐价格过于高昂，在食盐生产技术被普通盐工掌握并且人口流动频繁的背景下，私盐的生产与销售有利可图，私盐遂大量涌入市场并在官府的重重打压之下展开与官盐的竞争。[11]前一类私盐需求，可以看成是市场对私盐的绝对需求，而后一类则属于相对需求。她指出，官盐与私盐属于替代商品，它们为消费者提供的效用基本相同，其一价格上升，必然导致另一商品的销量增加。在私盐的相对需求和绝对需求都大量存在的情况下，私盐的供给群体众多，包括灶户、盐商、官员和兵弁、受雇参与盐斤运销的各类人员、盐枭，等等，私盐贸易相当盛行，成为清代食盐贸易中的重要现象。虽然清政府努力打击私盐，但它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12]
张小也的研究揭示了私盐问题的经济逻辑。这一逻辑，得到了经验事实的广泛支持。在私盐贩运与销售的主体方面，官员、商人、灶户、普通百姓、私枭走私的记载均大量存在。仅就清代广东而论，材料已经数不胜数。这里略述数例如下：
乾隆年间，陈宏谋在任两广总督时曾对官员和盐商走私深有感触，说：“人第知私枭之贩私，而不知官船之带私更甚更多”，“来往上下之官员差船……多带私盐。既有旗号灯笼坐挂，塘汛不问，关口不查，此等之船，久为藏私之窟”，而“不肖商人亦复藉官行私，隐射图利。日日求官缉私，其实日日自己带私，沿途售卖”。[13]盐商为了贩卖私盐，还“暗结枭徒，勾通兴贩”[14]。有些盐商甚至公然“不遵盐法定例，竞不纳课领单领旗，或勾通士宄，或串同营兵，专一装运散盐，沿途贩私，公行无忌”[15]。
清政府为了顾及“贫穷孤独”者的生活，一直有允许贫民挑贩一定量的食盐“易米度日”的规定。康熙年间已有“十斤以下不为私盐，毋许巡役借端滋扰”的规定[20]，雍正年间则放宽到民间“肩挑背负四十斤以下者，准其易米度日，不得借端查究滋事有扰穷民”[21]。这些规定遂成为贫民贩私的借口。乾隆元年（1736）正月重申这一规定后，当年五月广东“强壮奸徒”就“无不藉口贫民，公然贩私，成群结党，目无法纪”。[22]潮州近场地区“地面多系妇女挑负，一往盘诘，则指为收买零盐”[23]。此类事件遂“习以为常”。此外，沿海遍地产盐，产盐区港汊纵横，船户渔民走私食盐规模更盛。他们在“海上连樯捆载，通洋贩私”[24]，在内河则以盐船等夹带私盐，以致“盐船经出之商埠，皆为私盐冲赚，官引难销”之地，对此，陈宏谋曾深有感触地说：“引盐不行，皆由私盐冲赚其间，枭贩横行于水路地方者固多，而官商盐船船户水手……夹带累千百斤‘沿途售卖’更为弊薮。”[25]
甚至还有盐枭公然组织起来，武装贩运私盐。粤东“滨海私枭竟有土豪发给资本，纠合游民各处贩私，数至数十包及百十包之多”[26]。陈铨衡也在其《缉私论》一文中谈及此类现象，说道：“拥厚资者亦招雇奸人贩运，而坐地分肥。”[27]这些私枭组织严密，“陆路有寄顿之窝家，水路有接运之小艇”[28]。转运途中，秩序井然，并且押有武装与官府缉私队伍对抗。例如，“南海县地方有枭棍数十余人，各带大船，携带器械，满载私盐，往来兴贩”[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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