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王朝被捻军闹得“六神无主”的时候，远在南京的曾国藩师爷赵烈文突然谈起了“天命”。1867年6月2日，他写信给正在前线追杀捻军的曾国荃，信中写道：“有主宰焉，圣人谓之天命，老庄为之大道，宋儒谓之无极，释典谓之真性。”[136]为何此时赵烈文要写信给曾国荃，谈起“天命”这些玄之又玄的“大道理”呢？因为他知道曾国荃是个“急性子”，“用人唯亲”。曾国藩就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弟弟在军队人事问题上，“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137]。其意是说，曾国荃的部下都是湖南湘乡老家“十里八村”的“叔叔大爷”。这种浓厚的“地缘情结”让曾国荃最终陷入了“孤陋寡闻”的地步，当他率领湘军前往淮北大地去镇压张乐行的“捻军”时，就不灵光了。故而，赵烈文特地写信给曾国荃，劝告他要“知天命”，换言之，是让他做好“打败仗”，虚心接受清廷批评的心理准备。
1867年7月8日，清廷严办负责剿灭捻军的湘淮军各将领的圣旨，送至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府邸。这道圣旨让曾国藩寝食难安；7月9日晚饭之后，曾国藩心事重重地来找师爷赵烈文。[138]第一次来时，正巧赵烈文在和客人谈话，旋即离去。过了一会儿，曾国藩再次来找赵烈文谈心。曾国藩告诉赵烈文，朝廷在圣旨中责难李鸿章、曾国荃、李鹤年等封疆大吏，对于捻军入境“不能堵御，去则全无拦遏，殊堪痛恨”；还批评李鸿章“剿贼，已届半年，所办何事”。曾国藩告诉赵烈文，他非常担心李鸿章与曾国荃“缺乏涵养”，“万一焦愤”，对朝廷的批评“赌气”，结果将导致“别生意外，则国家更不可问”。曾国藩说，如果那样，他将“不免北行，亲自督战”，言罢神气凄怆，还说：“自顾精力颓唐……惟祈速死”[139]。用今天的白话说，“不如死了算了！”这实在是曾国藩的气话，也是无奈之语。看到曾国藩如此难过如此无奈，身为幕僚的赵烈文只好安慰说：“天下不可一日无公”，“一旦无公，则大江以南，乱可翘足而待”。他请求曾国藩“为国为民”，也要“自重其身”。赵烈文还说：“生死有定”[140]。
捻军的事情，确实让曾国藩伤透了脑筋，弄得他形容憔悴，看着让人心疼。赵烈文还劝告曾国藩研习佛经，他认为研读佛经，可以让人“心法一空，诸境尽灭”。他还说，历史上的那些“大圣贤”只因依靠研读佛经，即使“身处地狱”，仍如同“游园观景，心情快活”。遗憾的是，曾国藩终究是一个“俗人”，无法超凡脱俗，佛经是读不进去的。
7月10日，无计可施的赵烈文早早起床，决定为曾国藩日后的“局运”，算上一卦。经占卜，“得豫至晋”，即由“豫卦”变为“晋卦”。[141]其中，“豫卦”的结果是：“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雀巢柳树，鸩夺其处。任力德薄，人命不佑。”赵烈文分析，“用神原神金水，休囚仇忌，动爻挟王气来克。世应落空，官爻失时无权”，简言之，这不是一个“吉卦”。至于“晋卦”，其结果是：“世爻、日辰、动爻皆冲，非静局也”。还没有等他把“卦”分析完毕，实现“得意忘象”，正巧曾国藩不期而至。[142]曾国藩这几日身体糟透了，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他是来请赵烈文诊脉的。经诊脉，赵烈文发现曾国藩的脉象微弱，怀疑外感风寒，于是将此前开的药方停止，重新配药。尽管赵烈文这天为曾国藩的占卦被打断，不了了之。但从最初的卦象分析看，曾国藩未来的“局运”确实不妙，令人担忧。[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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