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明确地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其意是说：清政府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偏安东南一隅，而是会彻底灭亡。对于赵烈文的这番言论，曾国藩未加反驳，而是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148]。44年之后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土崩瓦解，中华民国诞生。旋即，大总统袁世凯一意孤行，复辟称帝，蔡锷云南举兵反袁，引发护国运动。1916年6月6日，袁世凯郁郁而终，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正印证了赵烈文在大约50年前的预言：“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幸亏赵烈文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当日他把与曾国藩的这段对话如实地记载在他的《能静居日记》中，而曾国藩当日的日记对此事的记载，只有五个字：“至惠甫一谈。”[149]赵烈文的预言或许是一种巧合，但是他从周易中借鉴朴素的历史辩证法并将其运用于对清王朝政治命运的分析中，无疑体现了一个传统文人的历史智慧。
在晚清时期，赵烈文并非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但是他作为幕僚跟随晚清名臣曾国藩多年，见多识广，对晚清政局深藏的危机有深刻的冷静的洞察。赵烈文在1893年中去世，此时距离甲午战争爆发还有一年。他虽然没有见到甲午战争的爆发，却在战争爆发的19年前，就预言李鸿章治军和用人的不当，而忧虑李鸿章的“海防之不可恃”[150]。赵烈文对晚清政局与人物臧否，具有深识远见。就连张謇的亲信刘厚生都不得不赞叹，赵烈文的“先知先觉”，尤其在张謇之上。[151]
1867年，赵烈文在与曾国藩的对谈中，对清廷的命运表示忧虑，发出了清亡不出50年的感叹。这一年的年底，他的好友王韬乘船离开了香港，前往欧洲参观西方的新世界。[152]
二、“晚清帝国的边缘人”：王韬的跨文化传播经历
王韬此次欧洲之行，不仅于他本人意义重大，就是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而言，也是影响深远。王韬的身份是如此特殊，乃至他有幸成为那个时代游走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边缘的拓荒者。虽然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中国人出洋考察，其中最著名的如容闳、黄胜和黄宽等人，并曾在西方受过现代教育，但是他们不像王韬那样曾经饱读诗书，深受中学的熏陶。在这个意义上，王韬可能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153]。
作为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如此深厚感情的读书人，王韬在1867年的离华赴欧考察，确实象征着清朝文明的没落。如果清朝自己培养的读书人都不再认同它的文化，那么这个王朝存在的合法性就有问题了。其后，以王韬为代表的一小批士大夫如郭嵩焘、郑观应、薛福成等人愈来愈为欧美的民族国家观念所吸引。他们意识到民族主义与工业文明是西方强大的根本所在，开始抛弃清朝的天朝观念，致力于改造中国文明。其实，王韬不能说英语，决定去欧洲旅行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要不是他的雇主、香港英华书院的院长理雅各真诚邀请，无论如何王韬是不敢贸然赴欧的。
王韬是幸运的，当1867年12月15日从香港起航时，他就遇到了两位能说几句中文的欧洲人。一个是法国医生备德，一个是德国船长坚吴。航行途中，这两位欧洲人对他很照顾。1868年1月，王韬抵达了欧洲的第一站法国的马赛。又从马赛到巴黎参观。巴黎巨大的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让王韬很震撼，也让他入迷。他所看到的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留给他的最大印象，除了现代化的工业文明之外，就是欧洲人生活空间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不过，真正让王韬好奇的还是英国。因为就是这个国家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并在中国开辟了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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