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周之史学风格，当时史学大家司马彪及陈寿，均不完全取法，前者批评而反对之，后者则似因有师生之谊，未便大加批评，转以治史成果以示与师说不同而已。要之，自谯周以后，巴蜀史家治史范围集中于益部，正反映了他们学风的地方色彩，而陈寿则是最突出的一人。陈寿的成长背景及学术渊源如此，从谯周习史，以其卓越的史学天分，成就遂超越其师。然而陈寿“锐精《史》《汉》”，则谯门史学已不能限制于他，而能直探史迁、班固的史学；加上遭遇三家归晋的新局，故其史学构思不仅与谯周不同，抑且亦有异于迁、固也。作者不欲于此赘论《三国志》各种史学问题，仅就本节主题，略述其正统观念下之有关构思而已。
关于此问题，历来学者对陈寿多加以责难，大要不外集中于《三国志》之帝魏、抑蜀、回护此三者，赵翼综诸前说，遂举证历历以论之。[25]论者大多认为此三点间具有某种关系：此即帝魏所以抑蜀，既帝魏抑蜀，是以回护于魏之篡迹也。是则帝魏实为问题发生之核心焦点。作者不欲空言虚说以论其事，兹欲就下列数点以作析论：
第一，陈寿《三国志》原是三书分行的，三书既分行，显然有表示当时正朔有三之意。这是一个政治事实，也是历史事实，当时承认此事实者大有人在，陈寿是一个实录主义的大史家，故亦了解此问题。下列笔法可观察到陈寿此观念的表示：首先，他以魏为帝，但却称蜀、吴为“主”。主也者，君主、主上也，皇帝的别称，有错开之意而无贬抑之意。如卷二《文帝纪·评曰》称魏文帝之才艺胸襟，谓“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称帝为主，于此可见其意，盖格于帝魏，故以天子之正名用于魏，以别称用于蜀吴而已。其次，《魏书·后妃传》各述诸皇后，而《蜀书·二主妃子传》亦径称“某主某皇后”云云。皇后之夫为皇帝，皇帝之妻为皇后，既正称蜀汉诸皇后，即表示陈寿无贬抑之意，并由此表示蜀皇后之夫虽称为先主、后主，盖亦意谓皇帝也，表示正朔并非唯一于魏。再次，《蜀》《吴》二书诸主传中，直记其主“即皇帝位”或“即尊号”；立“皇太子”或太子“袭位”亦径记之，从未运用僭、伪诸字。僭即伪位等笔法，两晋以降史臣入主出奴，常持之以为本朝争正统，是否认其他政权之常用甚至必用字眼，煌煌然明书于国史者，陈寿舍此不为。陈寿好友李密，《陈情书》中声称“臣少仕伪朝”蜀汉者，寿亦不效法之。是则陈寿不视吴、蜀为僭伪之意，可以知矣。最后，三书各书其君臣政府，一再直称其君臣如何如何，述机关官称，也不加“伪署”“私署”诸字，如称蜀丞相、吴丞相等，用以表示三国皆各为主权独立之国，其政府组织亦为政治独立的实体，互不臣妾也。蜀汉《投降表》，后主降称其官为“私署”某官，此为陈寿以后史官常用于僭伪之国的字眼者，陈寿不法其故主之意，也不遵当时史官之规，其旨不喻而明。
上述四者皆是表达正统观念的关键之处，陈寿之构思笔法，已足以表示他承认正朔有三的历史及政治事实。并且，他是先有此认知，然后始有此笔法构思，进而将三国各分裂叙述，使其君臣各自鱼贯雁行，互不臣妾隶属，以符鼎立之事实也。《三国志》卷四十七《吴王（权）传·评曰》称权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是则陈寿全书的分行结构实乃符合历史事实的杰创，虽在帝魏前提之下，而上述构思笔法实不失为佳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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