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陈寿“精研《史》《汉》”，故能直探马、班新史学之旨。马、班皆是欲以究天人之际而通古今终始之变者，故陈寿于三国发展，亦谨遵“原始察终”之旨。魏国王迹之兴始基于曹操，曹丕只是坐享其成耳，是则不述操迹，即无以知丕何能甫嗣爵位即能成篡，原其始遂不得不先究曹操之兴，既帝丕则必须追纪操之事，此情况与汉高和光武靠本身努力而王，不必追溯者不同，陈寿遂本史迁特立《秦本纪》之旨，创下原始追王之例。及至魏末，晋三祖宗实已移权，故《三少帝纪·陈留王奂纪》末云：“天禄永终，历数在晋。”用示曹魏一德之始终也。
同理蜀汉之兴，始于刘二牧与西南天子气的天人关系。二牧与二主虽家系不同，但其兴起之迹实相连。陈寿不列二牧于《魏书》，次于董卓、袁绍、刘表之列，而追冠于二主之前者，其意可知。《后主传》一再称呼刘禅为“后主”，及其降于魏也，即称之为“公”（后主封安乐县公），用示天命在魏，以符巴蜀学人天人之际的解释，及政治的客观形势也。蜀汉盛衰之间，终始之际，陈寿在《蜀书》实已穷究之矣。《吴书》先述破虏、讨逆，末述孙皓之降，时已入于晋，其理正同。虽吴亡已宜列入晋史，但“察终”即不得不如此也。同时，三书于各主未即尊建元之前，例用汉献帝正朔，一者以示各人乘汉季之衰以起，再者以示其人原皆汉臣而自我尊大者也。盖“本纪”未必须编年不可，非“本纪”而掌握政教之统者虽立“传”亦得编年，《项羽本纪》及《王莽传》早已创立此例，陈寿揉马、班而别出心裁，深意在此。其构思三国分行、人物归属及位置，苦心如彼；至于创立追王之义，不将二牧、二孙归于《魏书》或弃于《后汉书》，实亦本新史学之旨而新构也。
第三，根据这两点，则知陈寿撰《三国志》，是采取同时承认三正朔，各究其终始兴衰，各就其政治立场以述其事实之原则的。既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故实为跳出三个政权之意识形态漩涡，各还其本来面目的最佳方式，如是者，则谈不上回护的笔法问题。陈寿站在魏之立场，书曹操被策领冀州牧、拜丞相、晋魏公、加九锡，书汉献帝禅于魏文帝，实为恰当的陈述。犹之如在《蜀》《吴》二书，一再引述二国声讨曹魏凶奸篡盗之辞也。是皆各就其政治立场从实而书。于是类似“蜀寇魏”既笔之于《魏书》；“魏侵吴”亦见之于《吴书》；各就其国态度，互书征伐侵讨之辞，然后乃符实录史学之旨，岂能据此谓寿党某抑某耶？
论者或将陈寿书法与范晔作比较，谓陈寿书曹操策拜公相，不及范晔之直书曹操“自领”“自为”，遂认范晔得“史家正法”，鄙陈寿开创以后回护的模式。[26]若书曹操之自领自为，实有含影射司马三祖之意，范晔生于异代可为之，陈寿岂能如此？姑不论其政治顾忌，单就笔法而论，陈寿盖亦符合史学之实录。因为就行为形式言，曹操确是承受汉廷之策命而始为公相；若就行为动机言，曹操则有逼成天子之策命的嫌疑。陈寿书其结果，范晔推论心迹，二子互异。作者之意，曹操任公相加九锡，最初出于董昭等人的邀媚劝进，而操亦颇有此意，是则若简书曹操自领自为，殆未尽得史实之真相。读卷十《荀彧传》、卷十四《董昭传》等，则曹操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作其事业的指导原则，甚至至死不欲帝制自为，只顾作周文王者可知，而在此指导原则下，群臣劝进以邀功名，曹操有意以自尊大的实情，亦记述明晰。犹如前引《诸葛亮传》载亮为先主论群臣劝进，以为彼等“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耳，先主亦颇有自尊之意，故遂即帝位。吴大帝例亦如是也。魏、蜀、吴三主之自我尊大，遽即尊号等事，陈寿皆不书明自为自领，是则各是其是以各从其实之旨可审矣。不明陈寿的系统构思，乌得以此责其回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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