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刘知幾云：“夫纪、传之兴，肇於《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27]“纪”固含编年，但是否焦点仅在编年而已？余前已论之。要之，知幾论新史学体裁之“纪”“传”关系，甚是。陈寿亦能直探史迁此构思。他于本纪简述事件发生的形式，于列传则细述其原由本末，深得新史学以“传”释“纪”之旨。《三国志》三书各有纲纪、列事以究其终始，不竟读则不明全相。不了解此结构原理者，始会有魏纪若不明书曹操自为则不知其自为之弊，此即但睹根干而不见枝叶之弊也，谓之知全树，可乎？陈寿，实录主义之新史学大师也，他述曹操接受策命符合事实，于列传记其本末再作补充，斯真得新史学纪传体的正法者。范晔本《春秋》褒贬精神以述曹操自为，虽未完全失实，但却也未称全是，心有主观之意，转不及陈寿之让人物事实各自说话的笔法令人信服。陈寿号称良史，其书号称实录，岂徒然哉！道德批判并非不可，但大前提则必须顾全事实，故作者不以为陈寿应明书曹操自为于本纪不可。如此为者只是逞一时之快，为求获得某种满足而已；《蜀》《吴》二书批评曹氏篡汉凶奸，荀、董诸传明载曹氏僭逆心迹，难道满足感未够，以为事实真相未明耶？论陈寿回护者，不明新史学及寿之观念构思，且心有所偏，其情可知。至于两晋以降，史家为现行政权回护，是否完全符合陈寿的创意，自当别论。后人不识前人心，其例不少，若据后以概前，实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第四，陈寿的史意史学虽如上述所析三点，但他终归帝魏纪曹，而主吴、蜀以传之，究竟作何解释？刘知幾前引言续对司马迁有所批评，大体本班彪之旨，批评他纪、传之体为例不经，由此评及范晔与陈寿。他说：“夫纪、传之不同，犹诗、赋之有别，而后来有作，亦多所未详。案范晔《（后）汉书》记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纪；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考数家之作，其未达纪、传之情乎？苟上智犹且若斯，则中庸故可知矣。”按华峤、范晔作皇后本纪，自有一观念作指导，前已言之。陈寿师徒，深受班氏家法影响，亦曾述及，是则陈寿岂不了解班氏改革纪、传体的倡议？知幾疑此上智之史家未达纪、传之情，实疑其所不应疑，不疑其所应疑者也——即陈寿上智，又谨守一史只作纪、传二体的班彪刍议，何以明知孙、刘为天子，竟不为天子作本纪耶？此中当别有心识，最应怀疑深究者，然而知幾却不追疑也。清代馆臣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有所疑，且作解释云：
《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於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於当代哉？……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
惟其误沿《史记·周、秦本纪》之例，不托始於魏文，而托始於曹操，实不及《魏书》叙记之得体，是则诚可已不已耳。[28]
此言世多以为笃论。然若就《魏书》托始而言，前述余之第二点已颇论述，馆臣盖未笃也。论陈寿何以帝魏，凿齿何以伪魏，盖就时代形势入手作解释，似谓二子全为时代所支配而无其一家之主见，则所笃尚未全也，凿齿容后论，单就陈寿此问题而言，馆臣之释，犹未令作者满意，兹就寿之客观形势及主观构思两方面，略作补充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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