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形势言，公元263年，陈寿三十一岁而蜀亡，自此身为魏臣。公元265年，司马昭死，其子炎篡魏建晋，是则三年之间二国灭，而寿转为晋臣也。至公元280年晋灭吴，天下一统，而寿已四十八岁，寿以六十五岁死于公元297年（惠帝元康七年），由吴亡至寿卒，先后十八年，应为陈寿可以看到三国史书，为撰述《三国志》的关键阶段。陈寿身为魏臣虽前后仅三年，但也曾有过君臣之名实，其帝魏而伪蜀，不论在意识的认同上或政治的现实上，皆理所当然也。另外，陈寿臣仕三朝，于蜀、晋各称臣民三十年，依以死年定籍惯例，寿终为晋人，焉得以故主之思而忽今王？晋既自称金行以继魏之土德，大统传承在现实政治意识上如此，则不论站在魏或晋之立场，皆须帝魏晋矣。虽当时无政治压力犹须如此，何况有之。据此，李密、陈寿诸人皆为“少仕伪朝”，终归于晋的人；理论上帝晋则必须帝魏，帝魏则必须伪蜀，不论其身由己或不由己，皆必须认同此政治观念，而服从此当时之习惯也。清馆臣谓陈寿逼于势或是事实，但并非完全如此，盖根据此时代习惯，寿亦未必须有帝蜀吴之心。帝蜀在政治意识上逆而难，在认同之习惯上事实亦逆而难也。蜀、魏、晋三朝皆曾臣事者，何必厚此薄彼？陈寿于《谯周、郄正传》末评曰：“二子处晋事少，在蜀事多，故著於篇。”意谓二人依惯例应列入晋史者，以事多事少衡量，故破例著之于《蜀书》，声明其破例的原因不在表彰纯臣，事实上二人亦非纯臣。由此可证陈寿心中有此惯例，亦拘于此习惯，今既破例，遂不得不郑重申明之，以免讥嘲误会。由此而论，陈寿帝魏，未必完全格于政治压力之所谓势者也，时代习惯应亦为另一因素。
馆臣云：“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此之所谓“理”，究是何理也，而竟能如此严重归咎於寿？若谓寿於蜀曾有君臣名分，则寿於魏及晋不亦然乎？若谓应有故主之思，则寿於魏不也如是乎？馆臣不明此理，其“理”殆甚不通，彼等所谓“未可以一格绳”者，正可用之于此。作者以为，自公元249年司马懿兵变诛曹爽，大权遂归司马氏。司马师废齐王芳于前，司马昭弑高贵乡公髦于后，是则魏天子曹髦讨昭之时，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习凿齿虽主“晋承汉统”论，亦不得不特记此事。贾充教唆帐士逆战天子，谓“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29]此之“司马昭之心”及“司马家事”究为何？陈寿岂不之知？寿作魏《三少帝纪》，事文皆多隐讳，且直称三少帝为“齐王芳”“高贵乡公髦”“常道乡公奂”也者，是晋贬魏三天子而寿遵之也。陈寿既格于此政治意识，又复依惯例自觉身为晋臣，外因内缘**，故颇有站在晋朝地位论三国之意，于此可证。公元260年司马昭弑立天子，公元263年遣将灭蜀，此皆司马家事，名义上蜀亡于魏，实际上则亡于晋，此名实之间，寿应知之。蜀亡晋受禅之际，吴左丞相陆凯上《谏徙都武昌疏》云：“近者汉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纲纪，晋有其政。……刘氏与夺乖错……是以为晋伐，君臣见虏，此目前之明验也。”[30]是则三家鼎立及晋亡蜀汉的观念，实非陈寿一人所独有。这两种观念的采认，实为形成上述第一和第二点，陈寿构思三国志的基础，亦即陈寿了解蜀亡于晋而非亡于魏，故判定三国相争峙而互相兼并，是鼎立状态，自可各就其是非而书之，脱出三者纠缠关系的漩涡；由此产生的构思、笔法，未至大碍于晋之立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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