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分析三国是非，既颇有晋本位的立场，则晋官方宣布之金行承魏土说，自不能不顾忌迁就，此为纪魏而传吴蜀原因之一。汉季半世纪之间天下有三正朔，这是当时政治现实的认知问题；奉何者以为真正，则为政治的承认和天意史观的分析问题。陈寿在政治态度上是因晋而帝魏的，但他实际上是认同当时正朔有三。然而按照新三五相包说，三统也好，五行也好，不论统或行皆只能有一，而且以一为大，以一相传承。又按班彪倡议新史体应只有“纪”“传”二体，“纪”以载帝王，“传”以述臣民。在此天意史观及史学改革论双重指导之下，三国之史则只能为其中之一作“纪”。陈寿并无超越打破此指导观念之意，因而遂格于政治之势，择魏以作本“纪”，置蜀吴为列“传”，此其原因之二。巴蜀学派原有天命在魏之观念，谯周据此倡蜀归命于魏说，因而又另撰《仇国论》以明自然之数，视魏晋为“肇建之国”，视蜀汉为“因余之国”。肇建当为天命所在，因余实指天意残存，陈寿帝魏之同时，遂取法班固《汉书》成例——以列“传”之名行本“纪”之实，以述王莽闰余政权。是则陈寿此纪魏传蜀吴，实分承师门学术及班氏家法融合而来，此其原因之三也。魏晋以主中国而自命正统，吴主因不在中土而不敢郊天，是则正统论之中原地缘说，不论意识或潜意识上，皆为极有力的说法。谯周也有此观念，谓“王者居中国，何也？顺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统也”。[31]是则陈寿亦不能不受此师门主张、世俗流行意见所影响，此其原因之四也。
政治形势，时代习惯，流行意见，师门学说，天意史观，班氏史学，皆影响陈寿的构思笔法者。陈寿站在晋廷立场，虽以天命归于魏而传于晋，但不抹杀天命归魏之前，献帝禅退之后，天下曾有三正朔的事实。故值得注意的是，陈寿虽纪魏而传吴蜀，但却未因帝魏而“伪”吴蜀。他的意识和笔法，皆未以后二者为僭伪，足以表示在各种影响下，他仍自有创意；需据此而综通诸种影响，始得以产生一家之史。刘知幾所疑，清馆臣所论，作者所以未满意者，其情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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