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既明，于是可得进一步检讨陈寿的构思。依班彪的意见，新史学体例唯有“纪”“传”二者结构而成，《史记》“公侯传国则曰世家”的部分需加取消。按司马迁划分新史体，“本纪”“世家”“列传”此“人的结构”，实有特殊意义。他将政教原动力的大统列为“本纪”，以此记大统之所以一及所以传承，所谓“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也。三十“世家”乃记述政治社会具有特别力量，以“辅拂股肱”，使大统运行得以落实，“以奉主上”的人物家族，他们的意义如同“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列传”人事则是此结构下，分衍发生的人事，犹如巨厦之先有地基、支柱，然后墙垣装饰分布其间耳。此结构原则，《太史公自序》言之甚审。史迁盖基于三代封建及汉初政治社会的结构设计而成，俾能准确反映此情实。班彪显然有尊君观念，而且也根据他的研究断限和范围——太初已降的人事——作分析，遂提出此倡议。事实上，武帝以后，诸侯王、诸侯之制度，已名存实亡，其倡议颇能反映此情实也。但班固撰西汉全史，遵家法而改《史记》，则周秦汉初的政治社会特色，反映力遂不及《史记》。王莽之列为西汉一传，不但充分表示了尊君观念，抑且造成了后世数中国朝代时，往往因之而忽视了新朝的情况，此则班氏新史学结构论的观念，实造成了对此反映不足，进而形成此影响者。陈寿本班氏家法，以魏为“纪”，蜀吴作“传”，实亦同具此病。不过他对此亦自有创意：不本《汉书》将一政权降为列“传”以附属于另一正统政权之例，列《王莽传》于《汉书》；亦不据东观将敌对政权特立“载记”，以一篇竟其全迹以附属于正统政权之例。而持三国君臣，鱼雁分行的构思。此即足以补救此弊。后世论史者，由于多本东汉政府的政教意识，视莽为篡盗，大逆不义，故极少批评《汉书》此方面的构思；然而却因吴、蜀与新行事不同，故同情之余，遂大力抨击陈寿之纪魏传吴蜀，兼且苛责其抑蜀，此则为陈寿含冤莫辩者也。作者以为此事宜从抑吴、抑蜀，乃至是否党蜀此问题上观察，始能得明，否则空言河汉，徒生党同伐异之争。
第五，《三国志》构思的大原则为三国各从其是非、各就其实录，尽量跳出三国政治漩涡，以较中立的身份但颇偏向于晋的立场而书者。这种原则对某些主观性较强烈的人而言，实有前后失据、左右皆非的感觉，此即：站在魏之立场而言，陈寿是明尊魏而暗抑之、明抑蜀吴而暗尊之；站在蜀吴而言，则是有意抑蜀吴而帝魏、非大义而是不正。就大体而论，陈寿应否承受这类指责，据前所析论，读者自可深思。然而，任何伟大的学者，皆不能跳出其时代环境的影响，所以陈寿尽管努力秉持其大原则，但却也不免有某些一家的批判。这似乎受到其师《春秋》的影响，在不抹杀事实之下为之者。
世人多偏重指责陈寿帝魏抑蜀，但甚少追究其是否真的推崇魏之事业，或是否党蜀抑吴之嫌，于此先就魏而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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