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在《魏书》，尽量避开记述晋三祖之行事，当然是有意义的；盖晋三祖行事有类于魏二祖也。因此，即使记述魏二祖的行事，陈寿也极为谨慎，不随便加以道德批判。他的原则是本着实证主义，让事实自己说话，以反映其实情。陈寿在荀彧、董昭诸传，对曹魏事业的本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虚伪表面，及自我尊僭的内里实质——不但明确指出，抑且作了因果分析。当他记述董昭等倡言曹操“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彧因反对而导致操之“心不能平”，其后“以忧薨”；并以“明年（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太祖遂为魏公矣”作结尾语，则寿意可知矣。[32]按曹操早在公元208年，即罢三公而复丞相制以专权。丞相权重任专，武帝以降已渐加改革，光武惩王莽之祸，更全力改为三公制，使之坐而论道以夺其权任。丞相之被视为非人臣之任，其制应否恢复，当时已引起争辩。[33]曹操排众议而为之，其志可知。是年杀孔融而败于赤壁，显示曹氏内外交张之局势，实为潜在的问题，故于公元211年以曹丕为丞相副，公元212年僭礼赞拜不名，则此年荀彧之反对，乃是有所见也。荀彧死后明年，曹操遂为魏公，加九锡，封十郡，建宗庙社稷，纳三女于献帝而使之置于内外监视之下。这种发展趋势及意义，陈寿固甚了解。他在《蜀书》记刘先主于失荆州后而称王；不顾献帝问题而亲征吴，且将反对者秦宓逮下监狱囚禁；不久又左迁费诗而称帝；此与曹操颇有相同之处。故《先主传·评曰》：“先主……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不为人下及避害（内外张局），此为三国领导人终自建树的基本因素，第先主在诸葛亮等不反对之下为之，而曹操则有荀彧、孔融等之顾忌，需先除去此具有大影响力之数人，始克顺利为之耳。
陈寿特别刻意的用此笔法作《荀彧传》结尾，无异表示怀疑彧死前两年（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所颁的《述志令》，自谓其初志及避害心理的可信性也。[34]封公、十郡、九锡、纳女，建宗庙社稷，与其自述之志不合，避害不肯交出权力亦不必如此为之，这些举动皆为王莽所曾为者，则陈寿独立思考而作如此判断，实为卓越之识。因此，他在《武帝纪》不载其《述志令》，不录其“吾为周文王矣”之言，可以推知陈寿必然怀疑曹操的诚意，而可能认为他最初只欲作郡守，稍后望封侯作征西将军，再下欲以丞相效法齐桓、晋文，至此希望为周文王，若其不死，下一步将可知也。观其行而察其言则可以知言，曹操行不顾言，言不由衷，岂能宣扬其志，并以之论定其事业？同理，《文帝纪》于禅授之际，仅录献帝《禅让册文》，而于曹丕受禅理论和行事，一概削去，隐然含有仅表明汉亡、判定魏诈之意。然魏二祖心术行事类同晋三祖，陈寿逼于“势”，只能于《魏书》作此删削及不书之功。至于分在《蜀》《吴》二书，则大载刘备、孙权即位告天之文，直录曹氏凶奸篡盗之罪，实有借此事实或他人之口以攻曹魏之意。是则此笔则笔、削则削的春秋笔法，陈寿可谓善之者也。陈寿直接表达对魏、蜀对立的批判者，以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特载之《上诸葛亮集表》最清晰。他说：
臣前在著作郎……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之有伦也！……
当此之时（先主殁后），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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