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表于公元274年上奏晋武帝，时吴犹未亡。它表达了：首先，站在晋朝立场的意识。其次，以中原为上国正统的观念。但也表明蜀汉虽为危国，却有不宾匹敌的地位，非僭伪者可比。再次，命定论——亮之北伐失败因素虽为时无良将、“或值人杰（指司马懿），加众寡不侔”，盖亦与天命有归不可力争有关。此承班彪《王命论》而发挥者，但却颇有天命在晋之意。最后，亮之北伐事业虽是“抗衡上国”，但却是“大义”之事实。陈寿详录《出师表》于该传，表示亮事之“大义”者，即指《出师表》中所谓“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讨贼兴复之效”也。是则陈寿评论魏、蜀对立，孰义孰不义，虽行文谨慎，而观念并不隐晦。
论者若执作传称主的表面，即认定陈寿尊魏抑蜀，据此显为差之毫厘的议论；即使天命在魏，亦不能遽谓陈寿以魏之行事为义也。盖天命乃政治意识的表示，而义不义则是价值判断的问题，未必有天命者即是大义，此即司马迁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之意。陈寿评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于此称司马懿为“人杰”，却不立传纪述其“杰”事，显有顾忌之心。《晋书》卷一《宣帝（懿）纪》云：“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指宣帝司马懿）创业之始，用文帝（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迹其猜忍，盖有符於狼顾也。”斯则魏晋始迹之“杰”，魏晋时即已公道自在人心，虽子孙亦以为不义矣。由此，则陈寿之是否帝魏即义魏，进而贬抑吴蜀，可以知矣；沈约能知“作贼”者，陈寿上智，焉会不知？
第六，陈寿既以蜀汉为“不宾”的敌国，北伐为“大义”之事业，则对蜀汉是否有党亲或贬抑之意？综合本节前所论述，陈寿对蜀实际谈不上严重的贬或党诸问题，只是承认鼎立匹敌的事实及对北伐事业予以高评价而已。
关于批评陈寿党蜀，最明显的是6世纪之文史大师李德林，此人文才人格，与沈约颇有相同之处，最为北朝前辈名史家魏收所赏识推重。北齐时，魏收主修《齐书》，与阳休之论《齐书》起元事不决，敕集百司会议。时德林告病在家，收将议论综合，修书请德林提供意见。德林就建元问题提出己意，认为《春秋》称元不称一，是“欲使人君体元以居正，盖史之婉辞，非一与元别也”。由此春秋大义推论，遂举例说：
汉献帝死，刘备自尊崇。陈寿，蜀人，以魏为汉贼，宁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陆机字）自尊本国（吴），诚如高议，欲使三方鼎峙，同为霸名。习氏《汉晋春秋》，意在是也。至司马炎兼并，许其帝号。[35]
陆机为吴国大姓，陆逊之孙、陆凯族子，凯有承认鼎足三分及晋亡蜀汉之意，是则陆机之意乃家学的积思。德林不满其《晋元论》，但在此书信中指出陈、陆二子各有尊故国之心。陆机的《晋元论》《辩亡论》等，有党吴之心非常明显，而陈寿则未必相同。李德林认为陈寿党蜀，论点有三，即陈寿是蜀人自然有党蜀之心、魏不能体元居正是汉贼、蜀汉政治意识以魏为贼三者而已，其论似有想当然耳之嫌。虽然如此，刘知幾却颇误会其旨，对之大加批评而及于陈寿。他说：
古之述者岂徒然哉！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夫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其为谬也，不亦甚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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