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案：曹公之创王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文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而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刘主地居汉宗，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而寿抑其所长，攻其所短。是则以魏其正朔之国，典午（指晋）攸承；蜀乃僭伪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夫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36]
换句话说，刘知幾是指责李德林缺乏证据而妄生穿凿，从辩驳其说进而举证以正陈寿之罪，表示辩正陈寿之深旨，斥责德林的误学也。平情而论，德林之说虽有想当然之嫌，但其见亦非全失。魏二祖为知幾所举诸行事，陈寿实以谨慎从实书之，故虽避而不评，人皆知其行事；但他评二祖只说其美而不言其恶，则是事实，此中政治顾忌显然甚重。陈寿也直书先主地居汉宗，但对其终始无瑕之说则显有异议，前引秦宓、费诗诸传及《先主传·评曰》已证之。陈寿当然了解先主之起是仗顺的，否则也不会声称诸葛亮执行其国策为“大义”，公然上之于中朝矣。陈寿于先主是称长攻短而未致抑长攻短，长短分别评论正是就事论事的态度，先主于晋无特别政治顾忌，故颇得畅所欲言。知幾批评寿“虚说刘非”，殆亦有穿凿轻究，乖失作者深旨之嫌也。[37]就北伐复兴之国策而言，陈寿受师说影响，《三国志》颇反对北伐战争，但这是就战争导致民困的后果而论，与其师本天命在魏的观念不尽同。故就其政治之目的及其所示的道德意义，陈寿称之为“大义”，实为公平之论。是则寿于蜀汉国策评价正而极高，他亦公然称之于晋廷而未见责罪，是即代表了前面分析的当时公道自在人心也。于此而言，寿确有贬魏扬蜀之意，此意与其抑贬孙吴一事合看则更能清楚。然而必须留意的是：贬魏扬蜀只是道德判断，与抑魏尊蜀的政治态度无关。他由李德林所谓的“人君体元居正”之观念着眼的，因而先主称尊，他并不完全认为居正，而颇有贬议，至于他是否蜀人，这里殆非陈寿的关键所在。
另外，关于《三国志》是否有抑蜀之意？知幾论之未中肯綮。依照前面第一点所论，称蜀帝为主，实无视之为“僭伪之君”的意思，盖以天下理论上不可同时并有三天子，因而将魏予以“皇帝”正名，另予吴蜀以“主”此天子别称也；由此而推衍，又取法班氏家法，遂纪魏而传吴蜀。令人疑惑的是，《史记》的《世家》，东观的《载记》，俱在新史学上具有区别一般列传的功能，陈寿何以不取则于此？极可能的解释是：司马迁赋予《世家》有“辅拂股肱”“以奉主上”的意义，此与吴蜀对魏的关系不合；《载记》则东观史臣似赋予了僭伪政权（如公孙述、隗嚣）的色彩，殆亦大违于陈寿认识天下有三正朔，而此三正朔皆互不能吞灭对方，终至一统于晋的事实。是则陈寿干脆取法《王莽传》之例，实出于不得已，而却颇合其师徒视蜀为“因余之国”的观念。因余之国亦得是正朔之国，陈寿以《传》为之，殆与贬其君位为国主、降其国格为僭伪无关；反而正因他不采用《世家》或《载记》之名，更能传达其表示二国不臣不僭于魏国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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