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精神与道德批判对汉代史学的影响
既云批判，则必然牵涉到另一个问题，此即史家以何种准则或常理而发出批判？这种准则或常理是否有普遍性？它是如何被发现的？关于人类行为准则常理的探究，先秦诸子所言纷纷，但大体皆认为有此存在。孔、孟对此，论之犹力，从人文层次探讨人者仁也、义者路也，亦即表示人之所以为人，必有得于为人之理者，此即德。《论语》《孟子》二书讨论人的问题，其方式是由人的研究入手，从而究明人性及人际所应具有的理法，用以发现人之所以为人。他们大体上不是透过纯粹的推理思辨作研究的，而是透过观察、检讨、体验及笃行实践等方法以得之。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回答壶遂第一问，即指出了若干的意义：首先，他声明孔子将其所得的人之理——道义，落实到历史层次上始能使之深切著明；假若悬空了，则人理的研究发明势必走上思辨的路线。从董狐、孔子、司马迁一脉的意见，可知史学在新、旧史家的心目中，始终是探究人类的学术，其归趋更在探究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之上。人之所以为人，乃是人具有人之得（德），其行为亦有人之义（道），这是“春秋义法说”形成的基础。其次，他表明孔子作《春秋》，以是非褒贬为手段，目的在行道——伸张人之道德。这种经世致用的功用主义观念，遂为春秋史学派所执着，奉为圭臬，成为官方意识及狭义的道德势力涉入的基础。再者，人有各种的生活，有各种的表现，批判这些生活表现必须据其理而落实于礼。礼是道德义法——理——的器具，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曲礼》）。司马迁所谓“《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各种权变之善恶当否，皆视其是否通于此“《春秋》之意”“礼义之旨”而定，故推言“《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司马迁这段申论显然极为重要，无疑是揭橥了他的《史记》具有某种批判的准则和常理，承认了史学与道德批判的某些关系。就此而论，新史学是与经学相通的。不过，应该进一步了解的是，司马迁的研究方式和目的，是要透过史料证据的搜集鉴定，进而考论行事，稽其成败的道理，以致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亦即他并不想由纯思辨凭空构思入手，据绝对的道德义法作批判。相反的，他欲透过个别的、特殊的实际研究，以究明各个人物、特殊事件的义理所在。因而他为《史记》首立《礼书》，并声言云：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义，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所以总一海之内，而整齐万民也。……”[1]
也就是说，他表明礼义因道德而生，道德因人情、人性而立；人之行为万端，故行为准则（规矩）亦如是。此说承认万端的变化，可以贯之以礼义道德，但相对的，也无异表示道德也因人道的复杂，可以有万端的表现。司马迁的批判基础为礼义，礼义的根本系之于道德，而又将道德的价值归本于人，而不在天。这是他超越其父推本道家，乃至董仲舒、翼奉等前引的所谓“春秋义法说”及“道”“经”关系说之所在。正唯如此，因而他了解人事各不同，须视其实际行事情况而论，遂有“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各就事实以做批判的观念。也正唯如此，他的批判尽管有时极为直接凌厉，[2]但大体上皆以人性、人情为本，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的“人味”，而非以天以理压人者。这也正是他招至狭义道德家批判的原因之一。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 中国古代史学观念史 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