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司马迁实际上一方面继承了董狐、孔子一脉的道德批判意识，并由此探究道德价值的根本；另一方面则又继承了齐太史的风格，将万端行事，各据实而书，使贤、不肖各因之而自见。这是将经学之讲求者，融之入史学而使著明的方式，表示经不可离史而空言，史不得脱经而失乱。若说经是人之常道，则经学之旨乃在彰弘此常道，而史学之旨则在究明此常道。孟、荀以后，儒学有将人的价值渊源归诸于天的趋势。若人之性情得自天赋，则追究人之常道（准则和常理）即可视同探究天道。常道须由变中探究，而天变则基于人事之变，这种天人变化的关系，当即司马迁所谓的“天人之际”，盖如其师董仲舒之名言：“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不变的天与道实难知难言者也，故孔子罕言之。孔子由人的各种行为变化中求道，董子兼由灾异变化中探天人之道，实即意谓不知变则不知常，不知人则不知天。司马迁发明新史学是以人为主，由人之变以通于常，并由此以探究天道、人道的变常所在及其各种关系，因而有纪传而通观的史学产生。常道不透过复杂万端的历史研究，终不能深切而知之，更遑论彰而弘之矣。因此，孔子之好古，孟子之论史，其意义实为经由古今人事的变化以探求人道也。刘知幾批评司马迁云：“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其所书之事也，皆罕言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3]知幾之言，可谓知其源而不知其流，执批判之形式而失其真义。也就是说，知幾似未审司马迁批判之渊源，实分承董狐、齐太史二系也；更不明史学以人事为主，必须就人事而论人事，不虚美、不隐恶，批判即在其中矣之真义也。弘褒暗讳，明加黜陟，实非司马迁开创史学之全部旨意所在。他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实际上不是想执其一家之所谓道，并以之绳古今人物，作《古今人表》也。执一以绳人，透过绳人以弘道，那是卫道之士、狂狷的经学家所为罢了，此在刘向、扬雄、班彪等人，即日渐可见了。这些具有强烈弘道意识，以治经心态而治史者，即本人所称的春秋史学派。
董仲舒建议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实与卫道的意识有关。武帝采纳之，就意义上看，实是官方承认儒家为道之所在，并以政治力量介入道之提倡、保护及推动，这与孟子以学术卫道的情况大不相同。秦始皇焚书而统制思想，其官方意识所在的官方学术在法家。中国实行帝制以来，首次以政治力量选择一家学术，作为官定学术，以弘倡官方意识者端在此，这是政教力量的综合运动。文景之世，崇扬道家而未罢黜诸子，是与秦皇、汉武不同的。作者无意在此讨论那一家能得道，事实上学术思想的盛衰，自与世道环境的推移需要有关；只是作者需加提出者，乃是战国以来，诸家学术已有互相激**、互相吸收影响的情况，这是学术思想趋向融合，而使秦皇、汉武先后有统制政策出现的时代背景。在这种潮流之下，儒之所谓“纯”者，亦不免“杂”有各家思想，贾谊、董仲舒以降的汉儒，自亦不能超越于时代环境的影响。是则两汉之所谓“纯儒”，其“纯”可知绝非孔孟之“纯”，犹如羽毛之白与白雪之白有所不同也。汉儒之纯乃是以汉代为标准而言，他们的风格自不全同于孔孟，也不全同于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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