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武帝的统制政策，无疑是逼使诸子百家若要进身功名利禄之途，则必须外表文饰以儒术，于是外儒内法、外儒内阴阳、外儒内道之士，两汉所在皆是矣。大经学家而溯本于孔孟，不杂他家者，世所鲜见，是则汉儒之所谓纯者，杂而纯也。杂而纯的儒家，自因其所杂的成分及其比例而异，因而他们对某些思想学说的解释也不尽相同，这是班固之批评贾谊为学疏略，扬雄、班彪之批评司马迁谬于圣道，刘歆诘难其父刘向、责备诸儒失道真，乃至何休叹郑玄入室操戈之所由起，价值系统差异之所由生。这种统于儒家而不能专门制于孔学的统而不制情况，不但在经学上引起纷争，而且由于他们在彰弘常道——经，因而也波及历史的批判问题。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即曾对新史学，以及新史学和经学的关系，做过一番批判，第四章已论述过，前述汉武帝对《史记》的反应，事实上即表示他透过行动，对新史学的研究本身及其对象做了一番批判的认识。约半个世纪以后的王凤，建议成帝婉却东平王的求书，所持理由也是一种对《史记》研究对象做了批判性认识后的意见。另一值得注意的是，王凤建议成帝婉却东平王的答词是如此的，他说：
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东平）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於经术者，不爱於王。”[4]
王凤的意见，无异批判《史记》不能与正经相比，是小辩小道而已。当时东平王除《史记》之外，兼求诸子书，王凤即认为“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是则纵使“反经非圣”一词，虽非批判《史记》而言，然而《史记》不能列属官方提倡的学术，意识甚明。
略与王凤执政的同时，新史学运动终究还是波涛壮阔地展开了。刘向主持校书，即常征引《史记》以作校雠折中之本，[5]显示《史记》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本身，皆已在学术上得到了确认。刘向了解新史学，尤重视新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因而他运用了新史学从事创作。《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云：
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所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新序》《说苑》原则上是补《史记》之遗阙的一种著作，因为当时遍天下搜求遗书，交由他主持校雠，使他发现了不少当年司马迁所未见的资料之故也。[6]这是新史学运动前期的补《史记》之另一形式，与先前褚少孙内补的形式不同。不过，这种《史记》外补的形式，实下开以后诸好事者补《史记》的泉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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