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二书与《列女传》的撰述目的，皆以言得失、陈法戒为主，因而不论他是否能客观的讨论人事实际发展之对与错，要之其趋势必直指道德判断的层次，而有强烈的道德批判意味。《列女传》是《史记》之后，首部独立的新史学单行传记作品，得视为妇女通史，与其子刘歆共同完成者。此书即充满了道德批判的味道，盖为针对成帝内嬖赵飞燕姊妹及内宠外戚过盛而作也。他自述云：“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於屏风四堵。”[7]是则刘向、刘歆父子不但将列女依行事的道德分类而叙，抑且画图于屏以加强教戒矣。该书据《五代史志·经籍二·史·杂传》类记载为刘向撰之，其中《列女传颂》一卷，乃刘歆所撰。贤贞者颂之固可，安能孽乱者亦颂之？则“颂”之通讼或诵可知矣。即对贤贞者美盛之，对孽乱者讼诉之。余读《列女传》见其几乎每传皆颂，知其旨盖在作一批判，班固《汉书》之“赞”、陈寿《三国志》之“评”、范晔《后汉书》之“论”与“赞”，皆仿于此，而与《左传》之“君子曰”、《史记》之“太史公曰”略异。[8]其后班昭为此书作注，遂成妇女教化的教科书，踵作《列女传》者相继，以致范晔在正史中为之特立专传矣。
刘向运用新史学的体裁结构而别辟一途，对以下史学的发展当然有大影响，后世归类的杂史、杂传诸类著作，即由此途开出。同时，他将史学披上道德教化的外衣，其影响力亦不亚于前者，而且效果立即产生而壮大。
儒家的学术范畴以人文化成为主，具有道德教化色彩也是必然之事。汉儒治学，此方面的意义尤重，并将之扩展至一切可以扩展的范畴，即使文学作品如《诗经》，关雎闺怨诸作亦可得解为忠臣思君慕主也。史学原本即具有经世致用的性质，是则刘向等人将道德教化引入而弘扬之，应是自然的发展，并给予了加强的效果。在这种观念意识下，史学降为经学的附庸，应是必然的趋势。也就是说，前文提及《史记》被刘向父子及班固附列于春秋经类，史学作品的篇帙虽比一些子书多，犹不能独立成专部，此即非无意之失，而是出于有意地构思。如此分类下的学术观念，似乎即造成两汉史著虽有正面的刺激鼓励而日渐兴盛，但不及魏晋南北朝那么蓬勃的原因。
再者，刘向父子发挥道德教化的意识，主要是利用了历史研究的对象而已，进一步的发展势将扩及研究的本身，尤其波及史家本人的思想人格。《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云：
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於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秦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於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
扬雄批诸子之言似曾相识，显然与王凤所代表的官方意识及言论相合也。不过，王凤批判《史记》却未如此苛严，扬雄之言，乃是王凤、刘向父子之外，第一个公然指责司马迁及其著作带有离经叛道色彩者。虽然他似未指其完全如此，但起码指其某些地方“反经非圣”也。作者无意在此为任何人辩护，但必须提出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人间世事复杂万端，故任何一家学术思想不可能将之全部包含垄断。儒家以外，他家既称为“诸子”，则诸子自亦不可能合于儒家之所谓圣及经，也不可能要求他们必须合于此。执一而排他，不论是秦之执法排儒，或文景之执黄老而排儒，乃至武帝、扬雄之执儒排他，在学术发展上皆是可叹可惜之事。这种绝对唯一的观念意识，势将造成许多不幸。政治力量的干预史学，已使史家产生忧患意识；而扬雄以其所知的道，挟伦理道德力量指控司马迁及其《史记》，姑不论指控是否真实而成立，要之皆增加了史家的心理负担，忧患意识更浓也，如此势将动摇学术独立自主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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