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前面提及汉儒之纯者，实为杂有他家思想意识。是则诸儒自可各自融成一家之言，伸张一家之说，不必一定要排他立己；因为道以辨明，而非以排他而明者也。扬雄是以圣人自任的狭义卫道之士。道之诠释。虽同属儒家，其言未必尽同，故理论上扬雄所持亦未必即为正道。董仲舒言尧、舜、禹、汤、周公、仲尼；司马迁乃至其崇尚道家的父亲司马谈亦何尝不言？但董仲舒杂以阴阳，司马谈则主黄老，刘向之学实兼杂阴阳和法术，诸儒皆各有其自己所了解之道统正道。扬雄之学，仿《论语》而作《法言》，效《易经》而作《太玄》，虽桓谭以为绝伦，认为其书合圣，必传于后。但究其实际，其书实鲜创见，而多杂庄老之学。是则扬雄的思想意识及价值判断，果能代表正道欤？抑只能代表其自己之正道？刘歆颇敬扬雄的为人，对《太玄》却评价甚低，竟谓“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当时诸儒亦讥之，“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9]半个世纪后，班固撰《汉书》时，《法言》大行而《太玄》不显，其后儒者亦多不传习二书，则其道可知矣。
桓谭曾从刘歆、扬雄问学，将《史记》和此二书相提并论。此次谈话如下：
王公子（指王莽的大司空王邑）问：“扬子云何人邪？”
（桓谭）答曰：“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於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
国师子骏（刘歆）曰：“何以言之？”
答曰：“才通，著书以百数，为太史公广大，其余皆丛残小论，不能比之！子云所撰《法言》《太玄》，经也。玄经数百年，其书必传！
……老子其心玄远而与道合，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经也！”[10]
刘歆对桓谭之言，未详有何表示。要之，扬雄既以圣哲自任，睥睨一世，其门生桓谭亦从而标榜之，将贾谊、董仲舒以来诸大儒搁置一旁，而仅将司马迁与之相提耳。不过，扬雄的道德人格是一回事，其学术又是另一回事，后世传习之盛，而与五经相匹亚者，实为《史》《汉》二书，而非《法言》《太玄》。桓谭的学术性格颇近于扬雄，其反图谶的理性批判主义亦颇学自扬雄，而非学自刘歆（歆信图谶）。他在光武帝御前“极言谶之非经”，帝怒责以“桓谭非圣无法”，将斩之，幸谭叩头流血，良久始解。[11]姑勿论反图谶之正确，要之事涉官方学术意识，违之则被批判为“非圣”，扬雄若先在光武之时，言之亦不免蒙“非圣”之名，百辞莫辩也，岂有所谓真理正道可言！
另一与刘歆、扬雄介于师友之间，过从甚密者为班彪。刘知幾论班彪作“后传”以续《史记》，其中提及他一个动机。此即他批判“雄、歆褒美伪新，误惑后众，不当垂之后代也”。[12]颠倒价值、误惑后众，这正是扬雄批判司马迁之意。班彪乃扬雄的子侄辈，班固说他“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13]表示彪之为人似有受雄之影响者，皆同以圣道自任者也。班彪之论，显然站在东汉政府的立场上发言，指责二子褒美篡夺、屈服于伪朝，言其实亦牵涉到政治意识及道德批判的范畴。是则桓谭述其师之学而被判为“非圣”，扬雄本身的思想著作则被崇拜他的晚辈批判为“惑众”，该当禁止其传播流行。非圣惑众，不正是扬雄批判诸子及《史记》之言欤？批人者人亦批之，执一排他者人亦执其所一而排之，扬雄始作俑的不良影响可知矣。
历史常涉及价值判断，但价值判断不仅唯有道德判断而已，人事之对错，适当与否，亦为重要的问题。例如，司马迁一再直书秦皇、汉武迷信神仙方士的行为，其实即就事论事得以事实判断其对错及适当与否，并未着重批判其人格道德。班固为扬雄、刘歆作传，主要仍由就事论事出发，让事实显示其人，并未对二人褒美王莽作人格上的批判，更不因其人曾褒美伪朝，即对其著作加以绝对的否定，嫉恶至欲禁灭之。[14]4世纪中期，范弘之与王珣争议桓温之事，移书责珣而提及刘氏父子，云：“昔子政（向）以五世纯臣，子骏（歆）以下委质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顺，后人亦已鉴其成败，每读其事，未尝不临文痛叹，愤忾交怀！以今况古，乃知一揆耳！”[15]范弘之对桓温作了道德批判，但就刘歆而言，则仍知先典（指《汉书》）就事论事，以明逆顺之旨。史家述其事以显善恶，后人读其事而知其人，正是司马迁和班固意旨之所在，亦为史家虽不能避免作道德判断，但历史批判之正当方法即在此也。
要言之，道德批判在史学上已有长远的历史，司马迁开创新史学，亦不回避此问题，但尽量以就事论事方式为之，避免不必要的空言方式，此正是他自言不能比之于《春秋》的意旨所在。整个新史学运动期间，谨守此原则而表现特出者，似乎以陈寿的《三国志》居最。自刘向父子及扬雄以后，新史家或轻或重，多带《春秋》褒贬及隐讳的精神，再加上1世纪以来，政治力量介入，其流益盛矣。刘向是揭橥这种史学的先导。他运用历史研究的对象作道德批判，因而在此意识下将史学贬降为经学的附庸，且在学术分类上明定之，使司马迁所创新史学的目的、对象、性质和方法为之混淆，而司马迁欲以史学作经子诸学的折中、超越经子诸学而独立的目的亦几为之隐晦。[16]扬雄则是强化这种趋势的人。他将道德批判的范畴扩及历史研究的本身，肯定史学之传道辟邪的意义、价值和功能，并有意认为史学的创作目的和主要意识在此。史学从此多了一层争辩，史家亦从此多了一种敏感，班氏父子顺此潮流，又引入政治意识，问题就更多了；不过，新史学的体裁结构，却也因之而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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