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详见《贞观政要·慎终》贞观十二年条，卷十，页12B～13A。
[57] 详见《唐会要·史馆·史馆杂录上》贞观十六年条，卷六十三，页1103。
[58] 这方面论著颇多，近者罗彤华著《贞观之治与儒家思想》一书，即专就此问题作研究。
[59] 魏徵两《唐书》本传皆载太宗三镜说之名言，今引文据《贞观政要》，更见其详。参见《任贤·魏徵》，卷二，页7A～8B。三镜说首由荀悦倡之（参《申鉴·杂言》，卷四，台北，世界书局，页19），显见太宗甚重其学问思想。
[60] 宋王谠撰《唐语林》（台北：世界书局，1967年5月再版），首条即载文中子及《王氏六经》，指出“北面受学者皆时伟人，国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贞观后，三百年间号称至治，而《王氏六经》卒不传”，以至元和间刘禹锡始称道推崇，“自录士大夫拟议及史册，未有言文中子者”云云（见《德行》，卷一，页1）今《全唐文》所收诸文——见王绩（通弟）、王福畴（通侄）、王勃（通从孙、福畴子）、陈叔达、薛收、杜淹、吕才所撰文，略可知文中子家学，及其经世致用精神之表现影响也。杜淹《文中子世家》，具述房玄龄、李靖、魏徵、陈叔达与淹本人，皆王通弟子，薛收撰《文中子碣铭》，知收亦为王通弟子。王福寿《录东皋子答陈尚书略》，声称文中子家族受长孙无忌抑压，杜淹亦与无忌交恶，陈叔达因之不敢在《隋书》为文中子作传云云（《全唐文》，卷一六一，页2071～2072）。既一时伟人、佐命元勋皆通弟子，何以竟能受无忌抑压如此？其事可疑。或文中子在唐前期未被颂扬，盖有他因耶？
[61] 房、杜二相，两《唐书》皆将二人合为一传，其事迹请自详之。
[62] 详见《贞观政要·任贤·魏徵》，卷二，页6B。
[63] 五代史分修概况，详见廖吉郎《贞观撰勅正史考》（台北，《国文学报》十二期，1983年6月，页83～100），按：《隋书》武德时原由陈叔达、庾俭、令狐德棻负责。此次改组，德棻负责《周书》，余二人不预史局，《隋书》则由魏徵、颜师古、孔颖达、敬播负责（参见《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上·敬播列传》），地点即在秘书内省。《旧唐书》谓“征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征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云（参见卷七十一《魏徵传》）。则徵之工作，殆不如廖文所谓“仅作（《隋书》）序论”而已。
[64] 详见《贞观政要·辩兴亡》贞观九年条，卷八，页19B。按：魏徵分析二主人格与政策不同，齐王以无能而亡，周主以独裁而亡也。《通鉴》录此条，系于九年正月，则距五代史奏上，尚有整整一年也。
[65] 关于此问题，牟润孙撰《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及其影响》一文，曾有详论。按：《梁》《陈》二书，基本上为姚氏父子所作。姚氏父子出身南朝，对梁、陈文风虽有批评，但不及魏徵之论断强烈。姚思廉或引其父论赞，或自己直抒论赞，然而终引《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参见《梁书》，卷六《敬帝本纪》及《陈书》，卷六《后主本纪》），显见魏徵代表北方观念，行其监总五代史之权力也。
[66] 太宗指示玄龄及拒修文集，皆见《贞观政要》卷七《文史》类。玄龄条谓发生在“贞观初”。按玄龄在三年二月六日始以左仆射监修国史，故应发生在三年开修五代史以后也。拒修文集条系于十一年（《通鉴》作十二年三月），此时五代史已修成。魏徵批评梁、陈文学亡国，亦批评隋炀帝“恃才矜己”以至国亡！（《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史臣曰》），则太宗拒词引梁武父子、陈后主及隋炀帝为例，盖即本于魏徵所代表的官方解释与意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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