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颁定五经事在贞观七年十一月，工作早在贞观四年已开始，由颜师古主持。经文颁定后，又诏师古与孔颖达等撰成《五经正义》，以统一经义，付国学施行。颜、孔二人当时一边助魏徵修《隋书》，一边进行此工作也（两《唐书》二人皆有传，又详见《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贞观四年条）。十一年，颁行《新律令》及《五礼》（参见《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五礼》一百卷，由玄龄、魏徵等修改旧礼而成（《旧唐书》卷二十一《礼仪志》）。《新律令》亦由玄龄等删定而成（《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
[68] 高祖之讥，详见《唐会要·氏族》武德元年条（卷三十六，页663）。至于太宗深受其父影响，处处模仿其父，请详见李树桐师《唐太宗的模仿高祖及其对唐帝国的影响》一文，收入《唐史新论》。鄙视山东士族卖婚自矜，盖亦模仿之一欤？
[69] 此事本末两《唐书·高士廉传》皆有载，与《唐会要》（参卷三十六《氏族》贞观十二年正月条）、《贞观政要》（参卷七《礼乐》贞观六年条）文字略有出入。引文今据《政要》。岑仲勉《校贞观氏族志残卷》（《史学专刊》第一期，页315～330）一文，谓此残卷即士廉等初修之稿云。
[70] 详见《晋书·机传·制曰》，卷五十四，页153C、页153D。
[71] 拙著博士论文《唐代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一章第一节对太宗氏族政策有颇详之论述。
[72] 某年，长孙皇后为太宗聘郑氏女为充华，魏徵闻其原已许嫁他人，进言阻止，即以此语为言。玄龄等相则以诏书已出，其女适人无显然之状，大礼不可中止为请，颇有逢君之恶的嫌疑。幸太宗接受徵意，乃止。其事《贞观政要》系于贞观二年，但依玄龄等相之官职，系二年应误（详见卷二《直谏》，页34B～36A）。《通鉴》系于八年，差是（详见《通鉴》卷一九四，页6108～6109）。至于鼓励之词，详见《政要·文史》贞观十四年条（卷七，页9A）。
[73] 正伦在贞观元年为徵所荐，俄迁给事中、知起居注，即以“臣职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损百姓，且笔之书，千载累德”警惕太宗。魏徵迁秘书监，正伦遂接替其右丞遗缺（详见《新唐书》本传，卷一〇六，页1）。此后朱子奢、褚遂良等修注官，亦屡申此意以制君，详见《贞观政要·慎言语》（卷六，页12B）、《文史》（卷七，页7B～9A），及《唐会要·史馆·史馆杂录》（卷六十三，页1102～1103）所载。又请详见本章第四节。
[74] 参见《唐会要·史馆·史馆杂录上》二十二年二月七日条，卷六十三，页1103。
[75] 此处只欲举此类重大事件为言，余例尚多。至于此类事例的检讨结果及唐君臣之最后判断，于此亦不赘。盖因此类事例必须与五代史中同类事例之研究作比较，始能看出君臣对此论断之实况也，故宜另文专论之。五代史在贞观十年完成，此前唐朝发生的问题，曾在史中作检讨探究。而封建、突厥内乱与大战略改变、藩王将相谋反，废嫡立嫡事件，皆在十年以后发生，五代史或未遑讨论，论之亦颇与《晋书》观点有出入。贞观时代如何以史经世，这些问题的讨论最能见其落实。
[76] 该诏颁于二十年闰二月，详见《唐大诏令集·经史》类，卷八十一，页467。
[77] 知幾实录史学，详见许冠三撰《刘知幾的实录史学》一书。知幾强调功用论，《史通》各篇常见，引文参见《史官建置篇》（卷十一，页303～304）。白寿彝曾略论《刘知幾的学派》（参见《中国史学史论集》所收白撰《刘知幾的史学》一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页106～112），虽分析未详，要之即本文所称馆院史臣的一支。详见本章第六节及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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