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 玄宗手诏，对此“欲正人伦而美教化，因旧史而作《春秋》”之事虽加赞美，但对援例由天子裁定一事，则谦称“事业相悬”，指示“随了续进”云。详见《册府元龟·国史部·采撰》，开元二十年三月光庭奏条，卷五五六，页2944下。
[79] 武德修史时，叔达负责北周史，贞观修五代史则未参与。所撰《隋纪》，殆为私撰，王绩曾借阅之，详见《全唐文·王绩》《与陈叔达重借〈隋纪〉书》，卷一三一，页13～14。
[80] 两次谈话详见《贞观政要·论忠义》该二年条，卷五，页6、页8。
[81] 详见《梁书·敬帝本纪》之《史臣（思廉）曰》及《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卷六，页16C～16D。
[82] 思廉在《陈书》废帝、宣帝二纪不述篡迹，于《世组沈皇后列传》则详述之（卷九，页13D）。然而思廉以《史臣曰》名义作评论，则如正文之意（详见卷四及卷五二帝之纪），故魏徵不表同意也（详见卷八《后主本纪、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
[83] 《唐会要·史馆杂录上》十六年条（卷六十三，页1103），与《贞观政要·文史》十四年条（卷七，页8A～9A）略同，但系年有异。按：高祖、太宗二实录，于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奏上（见《唐会要·修国史》，卷六十三，页1092），当为改削完成奏上者也。故初修及太宗指示，当如《唐会要》系于十六年为是。
[84] 太宗宠溺李泰，当不迟至贞观十年六月长孙皇后死后。盖翌年马周即上书，检讨汉晋以来“树置失宜，不预立定分”厉论人主“溺於私爱”之弊。十二年，魏徵复与太宗激辩继嫡问题，此时太子、濮王之争形势已成。其情请详见拙著《唐代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页484～491。徵论隋文帝，参见《隋书·高祖纪下·史臣曰》，卷二，页55～56。
[85] 按：李泰并非遂行反叛，太宗基于政治考虑，故与太子两皆弃之，实有违法之嫌。是以太宗一度痛苦无聊，几至自杀。此论正为解释其心思而作也。《制曰》参《晋书》卷三，《史臣曰》则参见卷四《惠帝纪》。
[86] 请详见尾崎康之文《关于虞世南的〈帝王略论〉》（页191）。《帝王略论》以天命解释兴亡，故为反命定论的刘知幾所批评。但该文译知幾言殆有误，原文可参见《史通通释·杂说上》，卷十六，页463。
[87] 分别详见《晋书》卷五及卷八十七《史臣曰》。卷九十九论桓温、卷一二二论五胡偏霸之国，史臣亦一再称引真命论。
[88] 参见《史通》，卷十《杂述》及卷九《核才》。
[89] 参见《全唐文·王绩·与陈叔达重借隋纪书》（卷一三一，页13～14）；及《陈叔达·答王绩书》（卷一三三，页1～3）。
[90] 详见《全唐文·王福畴·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略》，卷一六一，页2～5。福畴为王绩之侄，大诗人王勃之父。《旧唐书》将王绩列入《隐逸列传》，谓卒于贞观十八年，死后《隋书》未就；又特谓“兄通，字仲淹，隋大业中名儒，号‘文中子’，自有传”云云。按魏徵等《隋书》今无王通传，王福畴所怨恐为真。
[91] 吕才生于开皇二十年，卒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00—665年），为隋唐间大术数家、哲学家、音乐家、药学家及史学家，两《唐书》有传。《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修前代史》记其在显庆四年（659年）二月，以太子司更大夫完成《隋纪》。侯外卢、赵纪彬撰《吕才的唯物主义思想》一文，为他作平生简表，将其撰《隋纪》列于龙朔年间，恐误（见《历史研究》，1959年9月）。
[92] 详见《唐会要》卷六十三，及同卷《修国史》显庆四年二月五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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