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氏一面领衔修高宗实录，一面亦自修其实录。为临朝太后修实录，史无前例，修起居注则有之，创自东汉而例亦罕见。当时汉宗室刘毅承两汉之际史学为政治工具的潮流，于安帝元初五年（118年）上书颂邓太后德政，请令史官著《长乐宫注》——即邓太后起居注。武后自683年高宗死而临朝称制，废中宗、立睿宗，视天子为无物，当有起居注。此时左、右史中，刘祎之、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北门学士”系统人物，皆曾先后任之，他们颂武后德政当无问题。至于在“革命”（天授元年，690年）之际，由武后从甥宗秦客撰成的《圣母神皇实录》十八卷，由于身份特殊，加上秦客是劝武后革命而拜相，故与沈约当年和梁武帝说“同公作贼”迹似，是以“事属当时，多非实录”也应正同，[141]这也是后来一再重修则天实录的原因。梁武帝创制在前，唐太宗、高宗、武后接续而加厉在后，实录的创修，背后的精神意识殆大有共通处，可以知之。
武氏自684年以太后临朝称制，690年革命篡唐建周，至705年初被推翻，前后凡二十年多些，推行的是权威统治，高压恐怖政策。[142]革命之际修撰实录既如上述，则终程性的唐国史，在革命成功后自应留意，或有通盘改写的需要。两《唐书》对此问题记载近乎阙如，恰好刘知幾等馆院学派史臣在则天末参与修撰，略存概况。
知幾谓长寿年间（692—693年），春宫（礼部）侍郎牛凤及，断自唐高祖，终于高宗死，撰为《唐书》百有十卷——这时已是大周的第二、三年了，故不称《国史》而称《唐书》。牛凤及是中唐牛、李党争要角牛僧孺的高祖，[143]书成以后，“既而悉收姚（思廉）、许（敬宗）诸本，欲使其书独行”。是则可以想见必得新天子支持，而以大周立场，整齐统一被篡的唐朝国史也。知幾当年未（或不敢）直接指出这个问题，但全力批评此书史料取材不当，行文如同文学作品而缺史才，编次如同文案，叙事参差倒错，发言评论主观鄙诞，亦即才、学、识皆无。故使人“披其章句，不识所以”；“由是皇家（指唐——知幾时已复辟）旧事，残缺殆尽”云云。[144]
牛凤及此书“言皆比兴，全类咏歌”，大约与投圣神皇帝武氏好尚文学的性格有关。至于其他缺点——尤其人物的编次、叙事评论方面，殆与凤及承大周天子意旨而颠倒唐史有关耶？唐朝开国以来人物重新评鉴编次，史事“残缺殆尽”，而犹欲收诸旧本，独行此书，想区区牛凤及不敢如此胆大妄为也。当时馆院学派纷起批评史官才德，知幾则亦力评此书，表示大周如此为“胜朝”修国史，终不能服人之心，此即刘知幾、徐坚、朱敬则、吴兢等馆院学派史臣，奉则天之命，重新再修，以成《唐书》八十卷的原因。不过，则天也未完全授权这些馆院学派人物重修，她特令武三思、李峤等亲信监修，可以知其至意矣。[145]
武氏以天后名义为先帝修实录，又为自己修圣母神皇——太后的实录，这是史馆修撰制度的两个创举。对于起居院修撰系统，长寿年间，她也创下了一个新创举——宰相修《时政记》，以补起居官不能再预闻机务之缺失。对唐朝言，修《时政记》绝对是一种非常创例，而非创制；亦即是一种临时的“故事”，而非有法令依据的制度。因为此下唐制，并非每一宰相皆持续撰修不绝的，也非他们敢随意据实而修的。只是藕断丝连，在君主授权下偶然循例修撰而已。所以有此怪异前例，主要因武后而起。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 中国古代史学观念史 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