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史官有两大体系，一为修前代史体系，例以专职史臣或他官充任，由宰相监修，地点在禁中秘书内省的修史所。这些史臣率皆各有本官，故事毕即撤，是一种临时性质的任务编组，前述唐初大举修齐、周、梁、陈、隋、晋六代史，即属此系统。
另一则为列入政府常制机关的专职史官。这类史官自北魏孝文帝于5世纪改革时，即已采取修注（起居注）修史（国史）分离原则，渐渐划分修注史官与修史史官两系统——由集书省领起居修注，秘书省领著作省修史，二元运作。隋朝承之，颇事改变，有由宰相监领之趋势，至唐初乃成定型。
唐承隋制，修注由隶属于内史省（即中书省）的起居舍人负责。太宗贞观二年（628年），舍人移隶门下省，官称改为起居郎，此即左史，而后形成左史院。高宗以后，又于中书省复置起居舍人，此即右史，品秩编制职掌同起居郎。于是，唐世左、右二史分隶两省宰相，于起居院修注的体制乃告完成。
至于国史及实录的修撰权，唐初仍由著作省的史馆执掌。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将史馆移隶门下省，自后著作省即无法定修史权。史馆移隶门下省，由宰相——未必是门下省长官的侍中——监修，馆内并无建制性史官，却另以他官充任史职，职称为“修国史”或“兼修国史”。史馆修撰国史实录，为经常举行之事，长期遴调他官充任此例行性工作，故无异为一常制而富弹性的任务编组系统；中唐以降，史职职称渐定型为修撰（其中一人知院事）及直馆，编制亦渐固定。唐朝前期门下省权重，高宗武后以降中书势渐盛，故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史馆亦移隶中书省，遂成定制。
这里所称馆院史臣，盖指第二种体系之修注、修史两系统专官及充职史臣而言。所谓“馆院学派”，则指馆院史臣中，有共同史学精神和主张者，尤以刘知幾等一伙“道术相知”的史臣而言。
秦汉一统以来，因司马迁创新史学，至东汉遂大为朝廷所重视及利用，因而有国史修撰权中央化的垄断趋势，由此以至唐，乃日益完成为制度化，作者已前后申论之，于此不赘。不过，于此尚须补充及强调者，厥为东汉以降，除非朝廷力弱、王室势衰，否则不论汉族或胡人政权，莫不注意及此。然而，他们大体只垄断国史——本朝史的修撰，对于他国史、前朝史，或其他范畴诸史，原多无垄断之意。唐初官修《五代史志》，将之辨章整理，归为十三类，而前朝史及他国史即分属正史、霸史。其他范畴诸史，除典章经制各依专门分类外，其余以杂史、杂传为大宗，特色是著作不完备，且有流于迂怪虚诞者。它们大量出现，基本上是由于史官失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的风气鼓**下产生，该志《经籍志·史部》载述甚详。刘知幾则重新辨章为杂史十种类。这些杂史杂传，由于撰述人宗旨意识不一，且其书多亡，不易于此详作分析。要之如刘知幾所评，他们大抵恃其文才，率尔而作，“多无铨综之识”，“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若“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88]这类撰述，朝廷不仅禁不胜禁，抑且也因其有发扬政教、增广见闻的利用价值而不必禁，故禁抑重点主要在私修本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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