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科学化走向在另一些哲学家中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折射，其中，叶青的看法尤为值得注意。从哲学立场看，叶青与胡适、王星拱等分属不同的流派：王星拱等认同的是广义的实证主义，叶青则倾向于所谓辩证法的物质论；然而，在肯定科学的普遍涵盖并强调科学的至上性等方面，二者又颇多相近之处。当然，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上，叶青的科学主义趋向似乎表现得更为极端：王星拱在科学的旗帜下将哲学引向科学的科学，叶青则在科学的旗帜下进一步以科学消解哲学。[22]
科学与哲学的区分，构成了叶青讨论哲学与科学关系的逻辑前提。他曾对科学与哲学作了不同的界说：“哲学与科学底各自的定义和互相的分别便是这样的了：哲学是在科学外用思辨得出之意识底浮词空谈；科学是在哲学外用实证的方法阐明实际之现实的知识。”[23]简言之，哲学是思辨的玄学，科学则是实证的知识。对科学与哲学的这种理解，与科学和玄学论战中科学主义的观点无疑有相通之处。叶青还从方法论上对哲学与科学的各自特点作了分析：“科学的方法偏于观察、感觉、经验的证明，哲学底方法偏于冥索、玄想、抽象的论理。”[24]抽象的玄想导向思辨的哲学，经验的实证则产生科学的知识。
在叶青看来，哲学与科学属于不同的知识形态，二者在形成方式与内涵上的以上差异，决定了二者的不同存在价值：“哲学含混模糊、不明不确；科学则实证、精确。凡稍懂科学的人都知道，科学底知识非常具体，不独有事实作证据，而且可用数字表现出来，十分精细确实。把它与哲学比较起来，那哲学便因其为最一般的原理之故，而表现出广漠空洞的样子。”根据这种理解，科学无疑具有正面的价值，哲学则似乎只呈现负面的价值。对科学与哲学的不同价值定位，构成了以科学消解哲学的理论出发点。
哲学与科学在方法与内涵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知识结构及内在价值等方面的逻辑分析，与之相联系的是历史的考察。在历史的层面上，科学又被理解为人类认识的终极阶段：“世界底认识则是由宗教而哲学而科学。……就发展说，宗教早消灭了，哲学在消灭中，现在是科学独霸知识界的时代。”[25]科学时代的特点，即在于一切过程，包括社会与精神领域的活动过程，都构成了科学的对象。在叶青主持的《二十世纪》创刊号中便可以看到如下断论：“一切社会活动，一切精神作用，无不成为科学底对象，科学底疆土。”[26]简言之，随着人类认识进入科学的时代，所有知识领域都成了科学的王国。
与科学独霸知识界相应，是否科学化，既是评判知识价值的主要依据，也是知识能否立足的决定性因素，宗教、道德等，都概莫能外：“一切知识，不带科学气味，就不能在智识世界中立足。于是宗教、道德、教育等社会现象，也被研究、被组织，成为科学去了。”[27]在此，科学化成为所有知识形态的唯一归宿。这种看法，折射了后经学时代重建知识统一的历史趋向，而以科学化为重建这种统一的基础，亦与20世纪初以来的科学主义走向前后一致。
知识的科学化在更内在的层面上总是指向思维的科学化。由追求知识的科学化。叶青进而从思维方法的角度提出了科学化的要求：“科学底正确性在今日，要求我们把思想科学化。”[28]所谓思想的科学化，也就是科学地思想，在同一篇文章中，叶青对此作了具体解释：
科学底普及于社会界和意识界，把全部活动领域和思维领域都作因果法则的研究，而使一切智识科学化，使人无不科学底思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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