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文物是直观的史料，对认识和研究历史大有帮助。例如银川市区的承天寺塔、贺兰山东麓的拜寺口双塔，迄今巍然存在；还有区域广阔的西夏皇陵等，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使我们能对西夏的一些情况有更直观的了解。19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其中埋藏在地下的西夏文物和遗址也多有发现，这无疑会增强对西夏历史的理解。这类文物资料内容丰富，难以一一加以叙述。现拟就西夏文（元代人叫它“河西字”）的产生、流行、消亡和“复活”的过程中作一鸟瞰式的检查。相信这对于西夏史和西夏研究都是大有补益的。
1036年（夏景宗广运三年）西夏颁布新制夏字，从此它就广为推行，并翻译出各种汉籍及佛教经典，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保存了下来，这为我们研究西夏提供了很大方便。
西夏灭亡后直到元世，西夏文字仍在很多地方流行使用，在元成宗大德二年，宣政司还雕印了夏文佛经。在宣化民间也印有夏文《法华经》及诗歌作品，日本僧人曾把它传至日本。大德六年至元仁宗皇庆元年的10年间，杭州路的大万寿寺就印过西夏文的藏经五次，经板计三千六百二十卷，印了三十多藏，分别保存于西北各地。
值得一提的，是1345年，即元至正五年，居庸关过街塔洞壁六体，由夏、汉、藏、梵、回鹘、八思巴蒙文六种文字组成的刻石完工。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高王观世音经》，亦是西夏文的石刻，大家绝不会想到，它竟是明太祖洪武五年，即相隔西夏灭亡已经快一百五十年的时候才刻成的。当然，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所发现的两座刻有西夏文《尊胜陀罗尼经》的石刻经幢，竟为明孝宗弘治十五年时的党项人所制，算起来离西夏灭国更达二百七十五年之遥。它可能是目前有确切年代可考，最晚使用的西夏文字。但仅就此，我们也可从中看出，这古老的西夏文化也是具有相当的生命力！
在西方，欧洲人开始对有关西夏的汉文史料的关注，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但直到1870年，英国人韦利亚还把居庸关六体刻石中的西夏文字误认为是女真小字。1895年法国出版的《蒙古金石图录》收有居庸关石刻，法国学者德维利亚和沙畹才对韦利亚所认为的女真小字发生怀疑，认为其是西夏文字。同年英国人巴赛尔根据两枚西夏文钱、十枚西夏铸汉文钱，并参照现保存于武威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的汉、夏文对译，考释出了46个西夏字。其后，法国人莫利瑟1900年在北京得到西夏文译的《妙法莲花经》残本三卷，研究出一百多个字，并从中得知了一些语法现象。但是，在《妙法莲花经》上早就存留有汉字注释，据此，我们可以十分肯定：最早试行解读的乃应该是中国人。
过去一向流行一种说法，认为对湮没已久的西夏文字的发现考定是欧洲人开头的，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根据我们所查出的可信资料，得知西夏文的发现和考定，最早还是中国人。
早在1804年，张澍（字介侯）在家乡甘肃武威城内的清泰寺，就发现了《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这碑阳面就是西夏字。他是个关心西夏史事的学者，曾著有《西夏姓氏录》一书，从这就可肯定，他应该是十分清楚碑上有一面就是西夏字的。还有，在1827年由尚初龄编著的《吉金所见录》卷十三《宋伪品·西夏》引山西洪洞人刘清园的说法，他从西夏钱币和“感应碑”也早读破了西夏文字。就从《吉金所见录》的成书时间算起，也比法国人德维利亚要早70年。西夏文字虽初步被认识了一些，但材料究竟不多。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今内蒙古哈拉浩特（黑城）发掘出了大量的西夏文物，虽然全被其窃运至俄，因为这次发掘所得的文物中就有多部夏文字典，对西夏文字的解读和研究是极有帮助的，于是对西夏文字的研究，从此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西夏学的研究，也掀起了不小的热潮。罗福成、罗福苌兄弟是我国最早研究西夏文字，并卓有成就的学者；王静如教授著《西夏研究》三本，奠立了宏观基础；后起之秀更脱颖而出。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再来对西夏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无疑更会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将有助我们创造出更新更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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